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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1．产品相对过剩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产品摆脱了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进入内需拉动时期。当时美国的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人民收入增长水平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水平，这就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的相对狭小。产品并非出现了绝对过剩，而是由于购买力的下降而出现的相对过剩。

早在2006年年底，就有人预知到中国经济正面临产能全面过剩。近年来中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而市场消费增长却并不明显，内需不旺使得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使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

2．居民购买力不足

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美国市场日益盛行分期付款，以此来刺激消费，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而是一种提前消费的形式。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消费的疲软。

2008年一季度国家财政收入增幅达35。5％，与1985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约30倍，财政收入增长约34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20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1倍。在为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喜悦之余，还应理智地看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大落后于经济增幅，农村居民的收入，竟然落后经济增幅约20倍。相对过低的收入限制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沉重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住房、教育等不得不消费的大笔开支，削弱了收入有限的中国消费者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使得居民消费倾向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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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二章　经济危机和资源危机（5）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是78％—79％，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3．经济泡沫过度膨胀

当时美国的投机活动非常猖獗，不但有职业投机者，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也参与投机，把它作为致富的捷径，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人们不但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甚至向银行贷款购买股票，而银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结果造成这一时期股票价格被大幅度哄抬，发展到令人难以相信的高度。股票以其账面价值的3倍到20倍的价格卖出，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日后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

2007年末的中国拥有几乎所有泡沫经济的特征。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屡创新高，9月CPI同比上涨6。2％，环比上涨0。3％。前九个月共实现贸易顺差1856。5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中国股市上证综合指数超过6000点，是两年前的5倍多，中国目前拥有的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公司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工人、农民、学生、职员纷纷进入股市，甚至退休的老人也在股市中投入了他们一生的积蓄。

中国国内房价自2002年以来增长了30％，经济学家谢国忠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房地产的总价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7倍，而日本在1989年的时候为4。5倍，香港在1997年楼市崩盘之前为7。5倍。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后经历了10多年的经济停滞，香港也经过了几年的艰难时期。

虽然目前尚不能肯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但这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从历史上来看，一般小国比较容易发生泡沫经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形成全民性的泡沫难度较大，但是，一旦泡沫发生，其破灭时所造成的破坏力也将成倍放大。

第三节　危险离我们很近

衰退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衰退并不可怕。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比衰退严重得多的问题已经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中国正面临全面的资源危机。

中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约为12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而在有限的耕地资源中，质量好的一等耕地约占40％，中下等耕地和有限制耕地占60％。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矿、交通、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人均耕地还在不断减少。我国号称“农业大国”，而实际上的农业规模仅为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

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更是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我国的大型和超大型矿床较少，尤其是铁、铜、铝土、铅、锌、金等多为贫矿，开采成本普遍较高，从这点上来说，我国实际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不是很多。

《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推翻了以往各机构关于中国近30年对石油、天然气、铁、铜等主要矿产的供需缺口预测，认为“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报告的第一执笔、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博士说：“除煤之外，我国主要的矿产资源都已告急。”

我们即将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各种矿产的消费高峰。2012年—2014年，中国每年需要2。4—2。6亿吨铁，未来的20年间需要进口30亿吨方能满足需要；2019年—2023年，铜的需求将达到每年530—680万吨的高峰，未来20年需进口5000—6000万吨；2022年—2028年，铝的需求将达到每年1300万吨，未来20年需进口1亿吨。

我国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的钨、稀土、锑和锡等矿产，近年来因滥采乱挖和过度出口，绝对储量已下降了13—12，按现有产量水平估计，10年内也将面临供应缺口。

这些数字绝不是危言耸听，资源危机的到来比人们预计的早了许多。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

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我们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

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

很幸运的是，国家已经将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蓝天工程、环境治理成为头等大事。

我们也许是幸运的一代人，能看到未来新文明的曙光，它将彻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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