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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的围墙，日夜严密的守卫保护着它。从南面峭壁垂直地投向大海。在那里，凿出了陡峭的台阶，通往一个小小的人造码头。克虏伯手下忠诚可靠的人把他所喜欢的年轻男子送到这里来，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的面目，姓名。在那个时候，同性恋等于是一种不道德的病，所以，克虏伯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虽然人们到处都在悄声议论着……　　古斯塔夫·克虏伯在某种程度上信守了诺言：炮塔的装配加快了。快到1940年底的时候，前甲板的两个炮塔已经装到了巡洋舰上。但后来再次拖延下来。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巡洋舰始终没有装配完毕。德国空军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就炸毁了它……　　古斯塔夫·克虏伯的理由中，也有真话。1940年最初几个月，希特勒的确在准备西方的战事，他计划在打败法国之后，入侵英伦三岛。但是，另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元首当时并没有背叛自己挥之不去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虽然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同意向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但却千方百计地拖延供货。他绝不想看到“留特措夫”号巡洋舰建造完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1）

在富裕的乌克兰，强制集体化造成了千百万人死亡。　　服务业等的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　　集体化不仅伤害了农民，而且也伤害了渔民。　　设防严密的国境与其说是为了防谍，不如说是怕自己的国民逃离。　　1923年10月份，我到“布尔什维克”工厂隔壁的学校上一年级。每周两个晚上，我跟着来家里的补习老师学习德语和英语。我抵抗这些课程，绝对也不会想到，外语知识在我的一生之中将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父母亲牢牢地看着我，他们坚信，不论我将来作什么，这些会有用的。我只能认了，而父母则答应带我进城去玩，作为表现好的补偿。　　当妈妈计划大采购时，父亲允许叫一辆车子，所以，伊万叔叔把我们送进城，然后在约定的地方等着我们。除了私人小商店之外，在克列夏季克和邻近街道上，还有许多橱窗非常漂亮的大商场。最考究的商店是租给外国人的那些。富杜克列耶夫街上的纸张文具店大家都叫哈默商店。那里不光有上等的铅笔，钢笔，羽毛笔，笔记本和学生作业本，图画纸和画图工具盒，还有其他许多好东西：插明信片和记录诗的本子，花花绿绿的扎带，上面有挤压出来的花和小动物的形象。这里还有各种色彩的光面纸，形状非常好玩的橡皮，水彩画和油画的颜料——一句话，无所不有。印刷精良的电影明星，主要是好莱坞明星的照片吸引着电影爱好者。在阿特曼的奥地利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用毛线编制的东西——男女式毛衣，袜子，甚至鞋子。捷克人科西诺尔的铅笔跟哈默竞争。并且那里也不排队。　　同时，当时也有许多失业的人。劳动市场总是排着队，工作安排得很慢。但是，做完一件事之后，可以挣到糊口的钱。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总是让人难受。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快活的孩子们。几乎大家都在兜售些什么，帮人家拿东西，当然也会掏空那些呆人的口袋。内战之后，一直在整理市容，整修街道，人行道。到处都是庞大的铁桶，在里面融化沥青。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靠着铁桶取暖，晚上在那里过夜。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警察不打扰他们，每天早晨这些人则各自走散。　　有许多次，在市中心买完东西之后，我们会绕到波多去。这是靠近第聂伯河的市区，原来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犹太人区。此后，犹太人定居区事实上不复存在，而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富人，搬到基辅上游部分去了。其中有些人拥有相当大型的工厂，建筑公司等。百万富翁金斯堡在距离克列夏季克不远的地方建造了基辅第一幢豪华的高层住宅。人早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房子依然在市区高耸着，依然叫做“金斯堡大厦”。从前的梅林街也是大家熟悉的，他在革命前不久建造的漂亮公寓楼占了好几个街区。附近就是“俄罗斯”保险公司建造的、挤满了商店和咖啡馆的封闭市场。这些建筑物装扮了基辅的市中心。　　随着苏联政权建立，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不复存在。相反，城里有了犹太学校，剧院，教堂，出版了一份犹太语报纸。但是，波多依然主要是犹太区。这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作坊：缝纫店，鞋店，珠宝店，钟表店，钳工铺，皮货铺等等。这里对顾客十分客气，定做的东西要么立等可取，要么可以送到家里去。在热闹的十字路口和大商店门口那些所谓的“红帽子”们在兜揽生意——这些人年龄不一，戴着紫红色制服帽，非常熟悉城里的道路，可以按照制定地址送信件，鲜花，蛋糕甚至更大一些的物品。此外，还有一个气压传送装置。电报，紧急信件或者小包裹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沿着管道在空气压力的作用下可以迅速传递到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由送信的人送到收件人手里。　　波多地方的鱼和水果蔬菜非常出名。每天一大早，码头上停靠着平底船，自从扎波罗热－谢恰＇15－17世纪俄国哥萨克——译注＇时代起，这种船也叫做“大木船”。每条船大多有八到十个桨手，顺风的时候，则有土耳其三角帆。但是，大部分路程走的是连水陆路。这里也有自己的“排档”：新打上来的鱼在船底扑腾着，水果和蔬菜装得快要满出来了，没有一点疤痕的安东诺夫苹果和琥珀苹果的香味盖过其他所有的气味，来自赫尔松地区的大西瓜堆满了远处的驳船。接下来，在契约市场大楼方向是一排排小店铺，贩卖各种吃的东西。站在五彩木头柜台后面的，是白里透红，身材健硕的乌克兰姑娘。她们围着彩色围裙，身穿绣花毛衣，挂着珊瑚和玻璃串珠项链。姑娘们头上总是戴着鲜花编成的花环。她们抢着招呼过路的人：　　“先生，夫人，看看我们的腌肉，香肠，面疙瘩，甜陷饺子吧。”　　的确，家常香肠、果汁，加大蒜熬出来的大油，樱桃馅饺子足以诱惑任何一个清修教徒。　　每年秋天在波多举办集市的日子里，人出奇的多。就像下诺夫格勒得的市场一样，有来自全国和国外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参与贸易的不仅有私人公司，也有国家企业。卖的东西无所不有——从粮食，肉类，水果到各种工业品，消费品，家具，居家日常用品等等。但是，一般人买主在专门划出的地方也可以买到任何数量的任何商品，譬如茶具，地毯，自行车，乐器等等。武器不仅批发，而且也零售：猎枪，小口径步枪，芬兰刀，子弹等。虽然内战刚刚结束，武器的自由买卖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安……猎枪在业余俱乐部登记，而小口径步枪根本就没人注意。父亲送给了我一枝这样的步枪，它叫做“蒙特－克里斯托”，所以我拿着它在郊外的树林里打鸟，然后把它们做成标本，装饰我的房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2）

1929年，我的中学同学克卡·尤什科夫跟他母亲去阿纳帕——黑海上的一个儿童度假村。他们邀请我也一起去。父母亲最初不同意，但在我的不屈不挠的要求下最终还是让步了。我们坐火车到静河站，然后度假的人们用汽车拉走，这段路我记得很清楚。当地居民在沿途车站上大量兜售水果令人惊讶万分。沿着月台，在绣着公鸡的方巾上，麦秸编的托盘上的，深褐色树皮盖着的陶罐里装着煮过的牛奶，放着家常香肠，腌猪油等。铁罐里是热乎乎的土豆，盘子上放着有名的小罗斯荞麦煎饼。那里也有熏文鳊鱼，大量的水果。热乎乎的家常面包，点心和小圆面包买了喝茶时吃，而每个车站的月台上都有开水。警察也不驱赶自发来卖东西的人，不过集体化开始后不久，警察驱赶小贩则变得司空见惯了。　　我跟克卡拿着装满了樱桃的袋子沿着火车在月台上逛着，熟练地吐着果核。　　“听我说，”我对他讲，“自从我跟父母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到基辅之后，我再也没有坐过火车了。那时，车厢里根本挤不进去。地板上，所有的架子上，甚至天花板下面都躺着人。停车的时候，谁也不敢下车，害怕丢了自己的位子，或者干脆再也挤不进车厢了。而且车站上也空荡荡地，连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我同意克卡所说的，但绝没有想到，我们俩都错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都将统统消失。被没收了财产的农民，被迫害的匠人和手工业者又将重新挂在车厢的踏板上，在空荡荡的、饥饿的国家里跑来跑去寻找一口饭和容身之处。　　集体化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还有渔民。国境与其说是对外国间谍关闭，不如说是锁住了自己的国民，以免使他们逃离苏联。每天太阳下山时，小船被锁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渔网被征用。土耳其渔民没有了营生，很快，他们和希腊人、鞑靼人等其他许多人不知被迁移到哪儿去了。新鲜捕捞的鱼再也见不到了，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大家都非常惊讶，为什么在列宁格勒一条鲜鱼都买不到，而赫尔辛基港面对各种海产品眼花缭乱）。果园和菜园都没有了，手工业也消失了。并且整个阿纳帕都荒凉了。　　阿纳帕的生活与基辅相比一点也不差。克卡的母亲在一家希腊人那里租了有三个房间的厢房，外带厨房。他们家里还有一个照料得很好的果园，还养了许多家禽。我们从他们那里拿山羊奶，鸡蛋，蔬菜和水果。这一家勤劳的人种出来的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找不到了。城里的小铺里出售各种肉，新鲜的鱼，每天晚上土耳其渔民驾着自己的小帆船出海捕鱼。捕到最多的是鲱鲤——红色鳞片的小鱼，如果跟土豆和洋葱一起煎烤的话，味道十分鲜美。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小虾。当时，渔民们晚上出海可能逃到土耳其这个情况，似乎当局对此并没有担心：渔民们总是回来，带回新鲜的海产品。当时，高加索和克里木一带这些东西非常之多。　　在沙滩上呆一个上午之后，我们——克卡，他妈妈和我——去库扎拉餐厅吃午饭。那真是个大饭堂。餐厅和花伞下放着桌子的楼天凉台面积之大，令人惊讶。身穿奶油色柳斯特林西服，凸纹布马甲，打着领结，浆过的餐巾搭在胳膊上的服务生们保持着旧时的气派。菜单异常丰富，服务无可挑剔。入口右边有一个酒吧，于是我们羡慕地看着那些用开胃酒招待时髦姑娘的小伙子们。　　每天晚上，库扎拉都放电影，举办舞会。我跟克卡在呆在那里，欣赏着优雅的舞姿，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在沙滩上认识了两姐妹。其中一个，淡黄头发的尼娜跟我们一般大，第二个黑发的维拉十六岁。不知为何，她青睐我，而克卡则喜欢上了尼娜。从外面看，我们这两对看起来十分好笑：克卡长得高，跟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而尼娜则是小巧玲珑，非常灵活。我的姑娘不光比我大三岁，而且个头也高得多。不管我怎么使劲，刚够着她的肩膀。维拉整个是完全长成大人的姑娘，并且，很快就清楚了，她有跟男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她游泳不错，并且当她穿着紧紧包裹着清秀身材的黑色泳装时，特别吸引人。克卡和尼娜主要在浅水区玩，而我们俩游得很远，在大海中体验到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有时，海豚会游到我们身边嬉戏。海豚非常温顺，它们从海水中一跃而出，光滑的皮肤闪闪发亮。　　在热热的沙子上舒服一阵之后，我跟维拉沿着绵延一两公里，一直通到秃头山的浅滩散步。这里的沙滩没有被分开，也没有所谓的卫生日光浴场。人们随意呆在各处。　　我给维拉讲了父亲的故事，当年他从航海工程学校毕业之后进行了一次从彼得堡到敖德萨的环欧洲旅游。我特别着重描述了直布罗陀和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它那蓝色清真寺和拜占庭的大教堂。多年之后，当我每次到伊斯坦布尔和南斯拉夫的亚德里亚海上小岛上，都会想起我跟维拉1929年在阿纳帕那个美妙的夏夜里孩童的幻想……　　所有这些富足，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集体化之前。至少在乌克兰，在任何一个乡村，炎热的夏日里可以敲开任何一家的门，要一口水喝。而人家会从地窖里拿出来一罐冰凉的牛奶，一大块家里的黑面包，外加一块腌猪油，一小块蜂蜜。招待是“诚心”的，所以一般都拒绝收钱……就在这个一切都很富裕的地区，两年之后强制集体化造成大面积饥饿，千百万人死亡！……  

回忆“新经济政策”时期（3）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批评残暴的集体化方式的人，议论说，二十年代末，在农民个体经济条件下我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用于出口，以换取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外汇。所以，他们说，应该采取某种方式使农业社会化。也许他们是对的。虽然问题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粮食。个体经济给国家生产出了肉类，牛奶，水果，蔬菜。个体经营涵盖了服务业，食品生产，手工制品，裁缝和钟表匠，鞋匠和点心师等等。但是，我在此并不是要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我仅仅想展示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由于彻底集体化的结果，在基辅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亲眼所见。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完全遭到破坏，手工业者，小店铺，鞋匠，裁缝，钟表匠都消失了，集贸市场关闭了，很多地方的小商店都拆除了，招待过路人吃甜馅饺子的白里透红的姑娘们被赶得无踪无影了。平底船被没收了，很快这些船在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岸边化成了朽木。城里空空荡荡，恰似吹过一场龙卷风。　　而且还有一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的改革进行了多年，可是在我们这个人才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大国里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糟。而二十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自相残杀的内战结束和外国武装干涉过去四年之后，在“军事共产主义”毫不留情的没收之后，只需要那么短短的一年半两年时间，就可以不仅养活人口，并且重建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并且实现了迄今从未见过的富足。　　当时，在二十年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公开性。当时有相当严格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使群众感到不安。经过多年的内战，生活困难，饥饿之后，人们竭力争取过上平静，安详，最主要的是富足的生活。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这一切，几乎是闪电般给的，于是人民安定下来了，开始做事情。一切发生在短时间之内。我想，当时有必需的人力资源。被多年战乱所折磨的农家子弟，拒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作战，对敌方表示同情，逃离前线。可是，当他们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给土地的许诺之后，愿意继续忍受四年内战的痛苦与恐怖，保证了苏联政权的胜利。当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动时，农民用一季收成便让全国人吃饱饭。手工业者和服务业的人们也期待着顺利发展生产。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苦难还没有摧毁人们的心理。大多数人们渴望着能够带来快乐富足的劳动。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挣到钱，食品和商品的丰富显示了好好劳动的意义。　　当然，就在当时，党的官僚机构已经进行了抵抗。现在我们知道，列宁曾经跟这种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赢得了胜利，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