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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斯科谈判期间，米克拉伊丘克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支持流亡政府的立场。直到11月7日，也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他才得到答复，并且也不是他所期待的内容。总统冷淡地回答说，他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达成的任何协议。有关边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提起，但是，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的“强硬”立场却被透露给媒体，于是美籍波兰人投了罗斯福的票。　　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1944年莫斯科谈判结局积极的情况下，事件会如何发展。同样不能排除的是，如果有关各方当时得以达成协议，由米克拉伊丘克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流亡政府便可以在苏军解放华沙之后，从伦敦迁回来，并且波兰人民可以避免许多动荡和牺牲，同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会少许多戏剧性。  

斯大林的秘密

罗斯福总统多次警告斯大林日本将进攻苏联，结果这些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强化了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疑心。　　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把日本即将进攻珍珠港的情报转交给美方。　　在回绝了斯大林关于派遣美军到苏德前线作战的建议之后，罗斯福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对与苏联合作对付日本表现出兴趣。1941年秋，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一封信，其中指出，根据美国政府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情报，日本打算在近期进攻苏联滨海地区。因此，罗斯福建议斯大林讨论有关在远东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的问题。总统想了解，苏联领导人对于一个美国特别军事使团前往莫斯科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有何看法。同时，罗斯福还建议通过阿拉斯加和楚克奇向红军转运美制飞机。　　美国有关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相当准确的。况且，柏林向东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促使日本政府加入对苏联的战争。这个问题也使斯大林感到担忧。但是，总统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怀疑。关键在于，苏联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的情报对局势有不同的说法，这渠道其中也包括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驻东京，并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报告的副本是上报给莫洛托夫的，因此，很自然地，我在向人民委员报告之前阅读过。报告的内容是，在东京的领导层内部，在选择主攻方向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有一批人主张在苏联远东展开军事行动，另外一批人则坚持打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向东南亚方向推进。在最后的几封电报中，佐尔格报告说，天平向南方倾斜。最近，用拉姆扎伊为绰号署名的密码电报中，他报告说，必须等待对美国的打击，因此，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莫斯科可以不必担心日本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将部分部队从远东抽调到莫斯科地区。1941年12月初，这些部队参加了首都保卫战，而在莫斯科，德国人第一次遭到了惨败。　　在某一封电报中，拉姆扎伊更详细地报告了日本人的计划。他指出，日军很可能会打击美军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海军基地。这个情报上报给斯大林时，正当罗斯福总统仍在坚持警告苏联领导人，日本可能对滨海地区发动进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没有将理查德·佐尔格的情报转送给罗斯福。为什么？可能，他以为，罗斯福会将这个情报看作是斯大林企图挑拨华盛顿参战，恰如斯大林将罗斯福的警告看作是白宫企图将克里姆林宫拖入对日作战。但我觉得，斯大林多半出于其他的考虑。他认为，日本的攻击越是突然，越是阴险，破坏越大，美国人民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便会越凶猛。　　调兵到苏德前线，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是个十分艰难的决策。他们被迫冒险。在这种局面下，罗斯福的警告以及共同对日采取行动的建议更需要小心对待。罗斯福警告莫斯科滨海地区即将可能受到威胁的努力是真诚的吗？或者是，当知道了日本即将打击美国领土之后，罗斯福想利用俄美在远东地区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使日本的计划改为北方？斯大林的多疑，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正如在与德国作战的情形一样，罗斯福希望避开日本的打击，并将其转移到苏联身上。也许，这样设想美国总统的动机根本就不公平，但斯大林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有关在滨海地区为美军轰炸机准备基地的建议。斯大林同意美国特别军事使团来莫斯科，但却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如何将美方向苏联提供的歼击机投送到苏德前线这一个问题上。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斯大林得出结论，他正确地评估了罗斯福信函的实质意义。有趣的是，此后罗斯福数次警告斯大林似乎日本人正在准备攻击苏联。譬如，1942年6月17日，新任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斯坦利向斯大林转交了总统的亲笔信，其中称，太平洋北部，以及阿拉斯加地区局势的发展，不能排除日本对苏联滨海地区采取行动的可能。“如果发生类似的入侵，”信中说，“那么美国愿意使用空军对苏联进行援助，条件是苏联向美空军在西伯利亚地区提供合适的着陆场，当然，为加快行动的实施，必须认真协调苏联和美国的努力……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因此有理由授权给苏美双方的代表开始工作并拟定专门的计划。”　　这封信也使斯大林警觉。他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并对美国大使解释说，当苏德前线仍在激战，德国师团向伏尔加和高加索高原推进之时，苏联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增加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显然，在得到此次交换意见的信息之后，罗斯福明白了，他无法推动莫斯科采取真的会使苏联远东局势复杂化的步骤。无论如何，8月5日，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信件，其中说，“我得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可信的资料，即日本政府决定，目前将不采取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如我所见，这表示，在明年春天之前，对西伯利亚进攻的已被推迟。”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不断询问，苏方何时可以加入美国对日本的战斗。并且，莫斯科哪怕是在原则上何时可以决定参战的问题。　　斯大林很长时间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任何答复。但是，在美国国务卿赫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做出决定，时间到了，可以使局势明朗化了。　　1943年10月30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斯大林为祝贺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工作结束举行了宴会。最长的一张桌子沿着一面墙，这边的窗户正对着莫斯科河。斯大林居中，他的右首是赫尔，左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我作为译员坐在赫尔的右首。　　宴会以许多人的祝酒词开场，其中大多数时间是斯大林在祝酒。在讲话的间隙，斯大林与赫尔谈的基本上是战争前线的局势，以及刚结束的这次会议的成果。时不时会说一些长句子，这样，我也来得及吃几口饭。　　突然，我发现，斯大林在赫尔背后弯下身子朝着我，用一只手指示意我。我弯下身子，离他近些。这时，他压低声音说道：　　“仔细听我说。给赫尔翻译如下内容：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且做出决定，在盟军打败德国，欧洲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将这个情况作为我方正式立场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但是，我们暂时想保密。所以，您自己小声说，不要让别人听见。明白了？”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我小声回答说。　　这个消息使赫尔万分激动。美国人早就在期待着莫斯科的决策。现在，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华盛顿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威声明。白宫将苏联对日参战与保存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也曾经使杜鲁门总统十分感兴趣。在得到斯大林确认苏联对日作战之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如此一来，他达到了会前给自己立下的最主要目标，并且他考虑的是，现在美国青年的生命可以保存。　　为什么斯大林在1943年10月初次将这个决定告诉美国人？我想，这里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和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之后，红军飞速向西方推进。因此，甚至即便日本人得知了苏联的决定，其在滨海地区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危险微乎其微；其二，将对日作战的日期与战胜德国的日期联系起来，斯大林让华盛顿明白，在法国登陆越早，加速战胜“第三帝国”，苏联也就能够早日加入对日本作战。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促使西方盟国做出了在法国登陆的决定。  

核子外交

“曼哈顿工程”伊始，苏联便掌握了相关的情报。但美英领导人却决意独霸原子弹的“秘密”。　　这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威胁。“冷战”缘此而起。　　虽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原子弹才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其制造过程中，这个武器甚至在未经试验之前，已经对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地在美国制定战后政策，其中也包括对苏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首先使从事建造工作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他们就原子弹出现的危险后果多次提出警告。然而，美国与英国的最高领导人最初显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新型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已。他们忽略了核弹制造者的警示，正如此后萨哈罗夫院士对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警告被忽略如出一辙。尤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恼火的，是科学家们要求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当然，在历史上，某个国家与别国分享新式武器资料的事情，从来不曾有过。相反，任何类似的发明都被严加保密。但这里却是一种特殊情形。首先，核弹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制造的，当时盟国之间广泛地交流军事情报和新式武器。雷达，复杂的通讯系统，导弹技术，新式坦克，飞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似乎是共同的财产。为什么原子弹是个例外？其次，不仅是美国，而且有英国，也就是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知道建造核弹的工作，对第三方伙伴隐瞒，便是不祥之兆。其三，科学家们十分清楚的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它的建造需要全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全新的世界观。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能否产生呢？未必。因为过了几乎多半个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才开始打通道路。　　虽然，由于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华盛顿和伦敦感到不自在，但依然决定不听从“幼稚”科学家的劝说。与战后对苏联态度有关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立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决定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所有这些，不仅仅关涉战时美国外交，而且涉及战后时期，同样也涉及“冷战”产生的原因。　　我想，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美英领导人有这样一种信心：即核垄断将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从别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争取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让步。　　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对自己的任务如何理解这一点，也反映了出来：“从我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宣布了两国政府的意图，即“在各自司法管辖地区的疆界之内，以及其他两国政府、印度和缅甸自治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内，尽可能全面地监督铀及钍矿石的供应”。　　丹麦物理学家尼斯·波尔——美国原子弹的建造者之一——于1944年采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向莫斯科通报有关制造新武器的工作。然而，9月中在自己的庄园海德园会见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一起确认不改变保密规定的决定。此外，两位领导人得出结论，即“不能信任波尔”。1944年9月19日签署的文件中，最后一段写道：“必须调查波尔教授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以免通过他发生泄漏情报，尤其是泄漏给俄国人。”至于波尔建议的实质，在这份文件的第一段有明确的回答：“建议让全世界（实际上是苏联—作者注）知道‘合金’（原子弹的代号——作者注），以签署对‘合金’，以及使用进行国际监督的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应该严格保密。”　　在里瓦迪亚，1945年2月三国领导人克里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询问丘吉尔，是否应该在此次会晤期间将曼哈顿工程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丘吉尔坚决反对，称这种建议“有伤体面”。罗斯福再也没有坚持。这样，为战后与苏联合作建立更加良好气氛的最后一次机会被错过了。　　还必须补充的是，苏联领导人在曼哈顿工程的早期阶段，就从自己的谍报人员处获得了情报。也许，斯大林应该通报罗斯福，曼哈顿工程对他并不是秘密。应该认为，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盟友困窘。但也许有可能促使他们讨论对原子弹以及原子能进行共同监督的问题。　　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对美国人而言意义重大。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苦战。盟军在西欧的局面也不轻松。雅尔塔会晤前夕，他们甚至请求斯大林提前开始苏军新攻势，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当时情况下，与苏联对抗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舆论强烈倾向于保存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罗斯福能够依赖这些情绪，对付极右势力的压力。　　西方盟国的沉默，被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威胁。他委派贝利亚负责建造苏联核武器的工作。核军备竞赛便是这样开始的。同时，斯大林的怀疑，以及“他对战后可能合作的疑虑”进一步强化了。  

我奉调来到莫斯科

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高级军官教授英语，这个简短的经历，后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斯大林的身边：当时国内外语人才奇缺。　　一般苏联人对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怀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与纳粹的协议使人感到有伤体面。从极端敌视到合作这个急转弯，由于多年的反法西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