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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俊美。蒋介石在园中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周恩来由上海抵达庐山。八日，周恩来前往仙境般的美庐——这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黄土窑洞，无疑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会成为美庐的主人。

蒋介石在美庐的宽敞的青石台阶前，恭候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周恩来”会谈，就在美庐里进行。国共谈判，从来曲曲折折，从未痛痛快快。照例，这一回也是如此。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来难堪的棋：上一回说好，由中共方面起草国共共同纲领。为此，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切磋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着，这才写出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无可否认，在起草文件之类方面，毛泽东要比蒋介石在行得多。大约也正是看中毛泽东这位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这一“特长”，蒋介石让中共起草纲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这一纲领，多达五十二条！本来，周恩来上山，是准备就这五十二条，跟“老校长”讨价还价一番……可是，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蒋介石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蒋介石的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条，扔进了废纸篓！无奈，那时蒋强毛弱，两人的力量之比，犹如庐山美庐与延安窑洞之比。周恩来不得不迁就那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所幸，周恩来的涵养功夫挺不错，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这一回，蒋介石撂下共同纲领不谈，却提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国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没办法，只好听蒋介石的，周恩来只得就这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跟蒋介石切磋起来。切磋的结果，可从中共中央六月十七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查到：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这“国民革命同盟”，蒋介石跟周恩来在庐山上研究了许久，周恩来又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琢磨了许久。结果呢？还是老样子，扔进了废纸篓！尽管蒋介石今日这花样，明日那花样，不断翻新着，不过，周恩来的报告中，有一段“蒋又告宋子文声明”，倒是说出了他的本意：一、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

二、共党应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三、共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蒋介石还向周恩来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蒋介石说道：“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②蒋介石的意思是毛泽东、朱德不要“坐镇”延安，应该到南京来，在蒋介石手下混个一官半职。有趣的是，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盘。他甚至把话说得更清楚，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怪不得此前就传出毛泽东“出洋”的“马路消息”！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正要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正是和杨虎城及夫人谢葆真一起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后来，杨虎城将军在六月二十九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是“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拒绝了蒋介石这等无理要求。

这一回，庐山上的谈判，倒退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1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