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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第3页）

待李宗仁和军政要员们闻讯赶到机场，他早已离去……后来，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写及蒋介石引退的三个原因：（一）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三）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惯例，每一回下野，总是“下”到他的家乡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李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