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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是章士钊的挚友。章称毛泽东为“润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