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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2部分（第1页）

在范无病和沈盈离开费老家不久之后，费老就对费东学说道，“老大啊，你要想顺利进步，还是要多跟范家走动走动的，现在时经济挂帅，没有经济成就，不好往上走的。”

“范亨肯定是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所以才让范无病过来听听您的意见的，父亲您的意思是如何？”费东学问道。

“范亨是个实在人，范无病是个能耐人，这父子两个凑到了一块儿，是能干大事的。”费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对费东学说道，“你可以跟范无病说一声，我还是很赞成范亨同志连任的，相信其他老同志们也有这个感觉。”

“是的，父亲。”费东学立刻点头答应下来。

过了不久，范无病在回家的路上就接到了费东学的电话，费省长客套了几句之后，就转述了费老的意思，“我父亲说，他很支持范亨同志，其他老同志们也会支持范亨同志的。”

范无病听到了这个答案，顿时就放下一大半儿心来。

虽然这些老领导们都是八十多岁九十多岁的人了，但是要是以为他们对于中央政局没有一点儿影响力，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的能量很大。

至于其他的老领导们，是否明确表示支持范亨，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因为这些人的圈子里面已经唯费老的马首是瞻，只要大家不反对，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范无病的巡诊，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当然了，现在的这一届常委们的意见也很重要，范无病觉得也需要单独拜会一下一号首长和朱老板，以及接任一号首长的那位大能，争取得到他们的一致支持，那么问题就不存在了。

“混官场可真麻烦啊——”沈盈对于范无病的良苦用心算是有所了解了，不由得非常感慨地说道。

“确实很麻烦，要么你有一个实力很强大的团体支持，要么就是需要自己借势用势的手段极其高明，没有这两个条件，真的很难上到这个位置上的。”范无病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不过在范无病打算拜访一号首长之前，又发生了一点儿意外，让他感到尴尬不已。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章　半途而废

范无病的游说活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以费老为首的老领导圈子中已经形成了共识，表示要支持范亨连任，常委的位子一定是要保住的。

而范无病在会见朱老板的时候，也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朱老板认为范亨这几年中作出的贡献很大，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年龄刚过六十，相对较为年轻，应该继续在领导位置上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一号首长的态度则有些暧昧，作为新老交接中的关键人物，一号首长显然不能够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的话很容易给当前的局势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不过他也对范无病表示，总是要让范亨同志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范无病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是综合分析过后，基本上可以认定老爸连任的事情已经铁板上钉钉子，再没有什么疑虑了。

解决了这件事情，范无病感到心里面非常舒坦，而公司那边儿也传来了一个不错的消息。

国庆节之前，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计算机设计部门推出了一台实测运算速度达到每秒万亿次以上超级计算机，通过了以中科院院士为首的专家组的鉴定。

这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超级计算机，达到目前公布的世界前五百名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中第十位的水平，前九位的计算机均为日本和美国制造。

这一款计算机采用了范氏投资集团生产的主要部件设计而成，机身总长十米，包含十五个机柜、二百五十六个计算机功能结点机、五百二十六个高性能超强处理器，其内存总容量达到了512GB，系统总硬盘空间为12TB，具有易使用、易管理、易部署、可扩充、高可用、好维护、性能价格比高等优点。

在研制过程中，范氏投资集团掌握了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中已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就有二十三项之多。

这台超级计算机可以运行国际标准的Linpack基准程序HPL，使用512个处理器求解153600阶线型方程组，实测性能达到每秒一万八千亿次浮点运算。利用它来运行石油地震资料处理、油藏模拟、气象预报、药物分子设计、流体力学等一批大规模科学工程计算应用，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款超级计算机整体上达到了当前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如机群管理系统、机群监控系统、机群系统性能优化技术和机群基础架构等达到了当前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而通过这一款超级计算机的设计与制造，使得范氏投资集团的芯片研发部门以及总体设计部门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终于可以跻身于国际顶尖芯片制造商之列了。

对于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范无病是感到比较满意的，因此他除了重奖有功人员之外，还给实验室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资金，以支持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

范无病拜访朱老板的时候，朱老板正在为税制改革问题而头痛。

如今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基数返还，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越穷的地区拿到的补助越少，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仍然欠缺资金支持。

不过税收返还本身是中央政府改变财政管理体制，对地方的一种利益补偿。所以，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补偿机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总额增加，这部分的占比正在减少。

国内存在的大问题恰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最近有了较多的调整，如果均不计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越来越大，专项转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规范性和随意性，所以这几年来存在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

在专项转移支付里，现在的操作往往是成问题的，如果是两千万的项目，地方政府一般要上报成五千万或者更多，为什么？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的，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就感到很麻烦，没有多少财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

怎么办？便在事先翻倍地报，为什么要报一倍多，考虑到中央会基于地方的讨价还价，砍掉一部分预算，再加上打点费，经济学上叫寻租成本。而如果各个省、市都到有审批权限的部委申请，寻租费累计起来就非常可观了，这就是博弈论。

对于中国这种大型国家来说，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转型，其内在要求是地方政府在分权基础上的自治，而财税体制是整个治理机制的核心，而国内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倒逼整个税政基础的转型，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行政开支，经济基础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也要转向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支出结构了。

现有的分税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了。

朱老板对范无病表示道，“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存在四个问题，都是很棘手的。”

他所说的四个问题，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而且税收的立法权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决定、通知、条例来制定和执行，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后两者目前本身的人员结构也有问题。《预算法》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性下放给了国务院，相当于一个家庭的财政大权，完全交给管家或者保姆来支配，或者一个公司的财权，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

二是中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的所有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中央政府由于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对事权和财权划分方案有主要的动议权和决定权，因此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