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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部分（第1页）

天津原来是和上海齐名的中国报刊之都，著名的《大公报》、《益世报》在天津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七七事变后，坚持宣传抗日的《大公报》、《益世报》被迫停刊，撤往大后方，天津另一大报《庸报》则被日本特务收买控制，成了日寇侵华的帮凶。这次教导师镇压汉奸特务，其中就有控制《庸报》的日本特务和出卖《庸报》的张逊之、蒋光堂。

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王鹏举接管了《庸报》，清除日本特务和汉奸后，临时改名《大公报。天津收复版》，组织编辑记者开始准备正常出报。

王鹏举不知道，他把《庸报》改为《大公报。天津收复版》出版的这期报纸，由于太过稀缺和珍贵。日后成了旧报收藏的极品，一张临时改名的《大公报。天津收复版》报纸，在若干年后竟然能换一辆豪华轿车。

王鹏举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首先向新任天津市长刘一民提问：“刘市长，你好。我是《大公报》特派记者王鹏举，首先祝贺八路军收复天津，成立天津抗日民主政府，使华北金融中心、对外贸易中心的天津得到了解放。刚才刘市长在短短几十句的就职演说中说，本届政府中心任务是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抗战，我想请问，你认为中国的抗战能胜利么？为什么？”

刘一民看了一眼王鹏举，感觉这小伙子自从参加红军以来进步很快，遇事知道动脑筋了。因为这个问题刘一民已经回答过几次，从中国到世界也有许多学者、战略问题研究者在回答这个问题，包括普通老百姓都会议论这个问题。有些当汉奸的学问人，就是因为捉摸不透这个问题，看不到胜利希望，才当了汉奸。假若人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必定胜利，当汉奸是要被惩处的，恐怕相当一部分人就要考虑自己的态度了。

对王鹏举点点头，刘一民简洁明快地回答到：“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多次记者提问，我愿意再次回答你。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胜利，而且会胜利的非常彻底。在抗战中，中国人民经过战火考验，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都会实现凤凰涅槃，建立起强大的新中国，步入现代化。而日本，则会输得干干净净，甚至丧失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为什么呢？我提三个要点，请读者朋友深思。一是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二是日本人为什么敢侵略中国，三是如果全中国人民都觉醒了，奋起抗战了，武装动员起来了，每个沦陷的县每天消灭10个鬼子，这日军的人数够中国人用杀猪刀砍么？谢谢你的提问！”

王鹏举陷入了深思。

晶晶作为陕西日报原副总编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见王鹏举提问结束，马上就接着提问：“刘市长，你好，我是陕西日报记者晶晶。刘师长作为我国军队的杰出将领，奉命出征以来，创下了令日寇胆战心惊的战绩。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上次在太原刘师长开出了抗日杀鬼子奖赏，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谁，杀一个日本鬼子都可以得到5块大洋的奖励。赏格逐级递增，杀100个以上日本鬼子的，可以授予人民英雄的称号，全家人衣食住行终生有八路军教导师负责提供。不知道刘师长这个奖赏在天津还有效没有？”

刘一民满脸都是微笑：“晶晶记者，我提个建议。请你把我在太原提的奖赏条件全部在天津的报纸上登出来，而且要向全国发通稿，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奖励措施。我向你保证，这个奖赏不但在山西管用，在天津管用，在全中国都管用。不管是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只要是杀了鬼子，我们教导师都负责奖赏。要在全国形成一种打鬼子光荣、打鬼子有奖、有大奖的良好气氛，人人争当杀鬼子的高手。一人杀鬼子，全家都享福。当然，这个不包括军人，军人由国民政府予以奖励。”

不等晶晶提第二个问题，《天风报》记者就直接站起来提问：“刘市长，你好。作为老天津人，我首先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收复了天津。我的问题是，既然刘师长开出了杀鬼子的奖赏条件，那为什么收复天津后，对俘虏的日本侨民没有绳之以法呢？而且部队每天还要供应他们饮食，要知道他们到中国来，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这些人在天津，基本上都是坏事做绝。许多读者都要求把这些日本侨民一律处死，要求通过本报向新任天津市长刘将军反映，要象处决汉奸特务那样。处决这些日本侨民。不知道刘市长能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刘一民看了看这个《天风报》记者，缓缓地说道：“这些日本侨民，绝大部分是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来中国的，许多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罪恶，其中也有极个别人可能真的是因为学术交流或旅行的原因来中国的。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理，对有血债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据中国的法律进行坚决镇压。对有罪但罪不及死的，依据法律予以处罚。对罪行较轻的，我们可以让日军交付保证金，就是保证他们回日本去。不在中国从事侵略勾当，然后予以释放。对极个别确实是热爱中国文化，来中国进行和平交流的，还要予以保护。我们会成立个特别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甄别审判。我知道，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就是把这些日侨全部枪毙了，也弥补不了我们那些死难同胞的损失。不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我军是一支正义之师，有俘虏政策和纪律。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杀之。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是否满意？”

《天风报》记者摇摇头，说道：“刘市长，你说的道理都对，但我不能接受。请刘市长有时间的时候，去看看日军在天津郊外制造的屠村灭镇惨案，我想，你会改变自己迂腐的看法的。”

刘一民心里暗笑，老子迂腐？老子恨不得偷偷地把这些日本人全部杀光，这不是不能这样做么？心里想着，嘴也不停：“对了，这位记者先生，有一点请你务必报道，最好是发个通稿。那就是这些日本侨民，大部分人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认识不足，对日军抱有幻想，认为日军是一支正规部队，不会派飞机轰炸天津的居民区、商业区和工业企业的。为了让他们觉醒，认识日军的残暴，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把这些侨民分批带到天津的商业区、居民区、重点企业，让他们在那里忏悔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孽，见证日军可能到来的空中轰炸。当然，如果日军飞机误炸了他们，本政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说，一群记者略一思索，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满场只听沙沙地写字声。《天风报》记者马上就说：“请刘市长放心，我马上就写通稿，保证明日见报，并保证北平、沈阳、上海、南京都能在下午收到通稿。”

刘一民笑了笑，说了句“谢谢你！”

《新天津报》记者问道：“刘市长，能见证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和参加你的新闻发布会，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大的荣幸。我提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虽然收复了天津，但周围都是日军，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定会来攻打天津的。你认为，我们能守住天津么？天津抗日民主政府能在天津长期存在么？”

这个问题马上就引起了全场记者的高度关注，现场鸦雀无声。

刘一民心里也有点惆怅，要是这天津不是个海滨城市该多好，如果是象太原一样的内陆城市，说不定自己就真的占住不走了。想起太原，刘一民心里就刀绞一样，离开太原自然是从战略考虑，但更大的原因是无法回避与国民党、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是暂时不能让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恐怕自己铁定是不会走的。

抬头看了看《新天津报》记者，刘一民沉声说道：“日军是一定要大举围攻天津的，我本人决心固守天津。但是，我实事求是地说，就是我牺牲在这天津城下，这天津也未必能守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天津抗日民主政府暂时在天津不一定能存在多长时间，但他是一面旗帜，将永远存在于天津英雄儿女的心目中，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部队和人民就在这天津周围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直到彻底把日寇打败为止。我相信，长则六、七年，短则四、五年，天津必将会彻底回到人民手中。到那时，我愿意与天津人民一道，为建立更加繁荣、更加富裕、更加充满魅力的新天津而奋斗！”

刘一民说完，《新天津报》记者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哽咽着说：“谢谢刘市长，我愿意拿起枪跟着你去战斗，为保卫天津而流血牺牲！”

记者会后，刘一民马不停蹄，召开了天津各界代表座谈会、天津工商企业代表座谈会，向大家说明动员企业搬迁和动员原来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文化界、教育界、金融界主要人士到根据地去的必要性。

文化界、教育界好说，人心也比较起，许多进步师生、进步人士这两天就一直在帮着部队做工作，大部分人都愿意随军离开天津，参加抗日。

工商企业相对麻烦一点，因为那毕竟是要依靠市场存活的，办企业也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水电路等条件。有的企业一搬迁，就等于暂时歇业。除非教导师现在就有稳固的根据地，可以让他们发展。

当然，刘一民也知道，有些企业是不愿意搬，短期内也不可能搬走的。比如电厂，那些设备岂是说搬就能搬的？不过，刘一民提出的总要求就是破坏日军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打经济战。实在搬不走的企业，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藏起来一部分，把技术人员带走，让日本人为恢复企业开工焦头烂额。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我们的民族工业来支撑侵略战争。

刘一民还拿沈阳兵工厂和辽宁的一些企业做比喻，说明日军侵华战争最少40％的军火都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我们的工人为了微薄的工钱加班加点的干，结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成了打我们自己同胞的利器，这个悲剧决不能在天津重演。然后刘一民又拿太原作例子，表扬太原人民有觉悟，为了抗日，太原所有工厂的设备全部被拆除，运往了大后方。结果日军第二次占领太原，只得到了一座空城，连粮草补给都得从河北、东北和日本运。估计要不了多久，太原的鬼子就会饿肚子。如果天津也能这样，那华北的日本鬼子的日子就难过了，很可能能加速抗战胜利进程。

刘一民的话对天津工商界震动很大，与日本人打经济战是个新思维，这些工商界人士基本智商都可以，马上就展开了讨论，许多能搬的小企业都愿意搬，就是搬不走的也表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愿意按照八路军的要求采取措施，最起码也得让企业停工一段时间，让小日本也着急上火一把。

见这些工商企业人士积极性蛮高，刘一民就告诉那些搬不走的企业主，要和日本鬼子斗心眼，要表面听日本人话，暗地里帮助八路军，这叫黑皮红心。凡是帮助八路军和共产党抗日的，各根据地都会给大家记一本帐，将来胜利后该给补偿的补偿，该表彰的表彰。如果昧了良心，出卖同胞，一心一意为鬼子卖命，那对不起，他既然这次能袭占天津，下次还能，那些被枪毙的汉奸就是前车之鉴。

这连拉带吓的，把那些不愿意搬或搬不走的企业主搓得面团一样，纷纷表示要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想方设法支持八路军抗日。

刘一民见基本达到目的，也不再多说，让各工作队按照各自的计划抓紧分头工作，抢时间搬运物资设备，一定要把把天津搬空落到实处。

第二四七章　沸腾的天津（六）

收到教导师占领天津的捷报后。再过20多天就要满70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激动地念了半个小时的佛经。念完，林森老人净手拜香，为教导师长刘一民题写了“抗战必胜”四个大字，又让秘书从他的私人存款中提出20万元，转交中共代表，说明是国民政府主席对英雄的教导师的奖励。

做完这一切，林森觉得还不够，拿起笔，开始撰写《戮力同心，抗战必胜》的文章，准备在报纸上发表。文中说，此次收复天津，充分证明日军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决胜信念。为什么教导师出征以来、屡创佳绩、迭开名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畏敌、不惧敌，敢于向敌人的心脏捅刀子。相对于那些闻警溃退上千里的上将、省主席，教导师可谓我军模范。

写着写着，林森感觉精神旺健，笔锋一转，写到：“特别是教导师在天津代表国民政府公开宣判汉奸特务，大快人心。打响卢沟桥事变的日本特务茂川秀和被处决。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一二八事变的认贼作父的川岛芳子被处决，率先在冀东发动叛乱、成立伪政府的殷汝耕被处决，开门迎贼、成立伪天津维持会的高凌慰被处决，一大批甘心事仇、充当日寇走狗的汉奸统统被处决，维护了国法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充分说明了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我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正告那些已经当了汉奸和有心当汉奸的人，立即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否则，国军收复失地之日，就是汉奸受惩之时，有殷汝耕、高凌慰的下场为证。”

写完，林森让秘书立即拿去报馆、电台发表，自己开始动笔抄写佛经，为死难同胞祈福。

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蒋介石接到捷报后，马上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召集军委会各部长官紧急商议天津收复后的敌我态势。

白崇禧判断，根据目前日军动向，其华中方面军13师团在侧翼保护下，已侵占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地区，战略目的必然是企图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打通津浦线，沟通华北、华中两个战区的联系。其华北方面军兵分三路，一路沿津浦路攻击前进，目标所向必然是徐州，企图与华中方面军回师徐州；一路沿平汉线前进，与我军在黄河北对峙，随时可能度黄河南下；另一路全力在山西攻击作战。继二次占领太原后，很可能向晋南发动攻势作战。现在，刘一民教导师收复了天津，势必打乱敌人的部署，极大地调动敌人。预计敌人必将从太原、山东、华中、东北抽调部分兵力回援华北，夺回天津。

鉴于教导师在山西消灭4万日军的战绩，加上这次又袭占天津，再加上教导师两次破坏日军华北各机场，白崇禧又进一步判断，日军很有可能恼羞成怒，暂时放弃其他战场的攻势，以重兵集团全力围攻消灭教导师。当务之急，我军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抓住敌人战略部署被骤然打乱的有力时机，华中、山西、华北各部队要一方面抓紧整训补充部队、储存物资、修筑工事。另一方面要全线积极出击，袭扰、阻击、牵制、压迫敌人，支援天津方面作战，缩小敌人战略空间，改变战略态势。第二，应立即电令教导师。在敌人合围前务必放弃天津，跳出敌人包围圈。否则，教导师将有极大危险。

何应钦同意白崇禧的判断，但对敌人会调动多大规模的兵力围攻教导师，提出有待进一步的情报分析。总体上看，教导师此举是打在了节骨眼上，一招使全局皆活，缓解了华中、山东、山西的危机局势。不过，从全国抗战大局考虑，教导师在天津坚持时间越长，对全国战局越有利，最起码可以争取时间，实现委员长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设想。要是教导师能在天津坚持半年，那我们至少可以再编练50个师的部队投入战场，双方力量对比就会发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