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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3部分（第1页）

一直没说话的北条秀司连忙对卫兵解释说，长谷君急着去完成司令官阁下交给的任务，给你添麻烦了，实在对不起。那卫兵才悻悻地收起了枪。

中村武罗夫看了看林芙美子，咽了口唾沫，对长谷川伸说道：“长谷君，消消气地干活，为司令官阁下效劳等于是为大日本帝国效劳，美子小姐说的对，赶紧办正事要紧。”

长谷川伸还想再说什么，中村武罗夫拉住了他，对林芙美子说道：“美子小姐，请”

眼看着林芙美子长发飘飘地进了武藤章的办公室，北条秀司就朝长谷川伸和中村武罗夫挤挤眼，小声说道：“美子小姐的文笔好，名气大。但是她太苗条了，浑身上下没有几两肉，除了顶了个美女作家的名气，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我看还没有慰安所的***够味不信的话，问问中村君，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看法？”

这下，长谷川伸不愿意了，说北条秀司侮辱了美女作家美子小姐，他要和他决斗。

几个人正在拉扯吵闹，就听杉杉元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声，吓得三个人什么都不顾了，抱头鼠窜。

赶走了这几个堕落文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院委员长王克敏陪杉杉元会见了两个重要客人。一个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星野直树，一个是担任过近卫内阁藏相、现任“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总裁的贺屋兴宜。

星野直树虽然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但杉杉元知道，他是事实上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独揽“伪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也是日本在东北的财政总负责人。

星野直树在东北有几件大的创举。

一是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

二是鼓动日本财阀到东北投资，在东北先后办起了六四个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投资额占整个东北工业的50，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象大财阀鲇川义介创办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现在已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

三是推出了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干百计的日本公司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1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可以说，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的军火都来自星野直树建立的东北军工企业。

四是为了“以战养战”，野直树竟然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日内瓦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00多处和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以及“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方允许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1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已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

世界各国之所以把中国叫东亚病夫，与星野直树有直接关系。有个记者拍了一组照片，被世界各国的大报转载。图片上的男人叫娄来贵，躺在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的烟榻上。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骨瘦如柴的躯体，还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五是建立伪满洲国财税体系，实行苛捐杂税，把东北的财富装进了日本人的口袋。

以大连为例，沙俄统治时期，征收的租税有国税和地税两大类。国税有土地税、酒特许税、烟草制作专卖税和盐税四种，地税包括州税和市税两种，最高年征税额30万卢布（一卢布约合一日元）。

日本统治大连期间，税种增加，税率提高。国税变为地租、盐税、酒税、烟草税、所得税、交易所税、临时盈利税；地税变为咋种税、营业税、土地增价税、市税、会税。其中，市税包括户别割（即挨家挨户征收的税）、关东州地方税附加税、特别税三种；会税包括户别割、反别割（土地税）、特别税三种。到1926年，日军在大连特别市征收的各种税费年度高达两千五百万日元，是沙俄时期的82倍。

就这，星野直树还不满意，他到东北后，大连新增了临时所得税、面粉税、水泥税。特别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支援侵华战争，星野直树下令加征所得特别税、临时盈利特别税、利益配当特别税，公债及社债利益特别税、物资税、外币债特别税、法人资本税、支那事变特别税、家屋税、建筑税、通行税、入场税、特别入场税、游兴饮食税等，使日本殖民政府在大连的税种高达62种，除了放屁不报税，其它都得报税。征收的税额也大大提升，把老百姓盘剥得一穷二白。

第七一七章　毒计（续）

贺屋兴宜也不简单，他是近卫文磨看中的理财能手。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经济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身为藏相的贺屋兴宜，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王克敏之流创办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就是他授意的结果。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打着日本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发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仅两年工夫，“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

星野直树、贺屋兴宜是奉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指示来见杉杉元的，任务是帮助华北方面军、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解决财务危机。因为华北方面军的军费开支大的惊人，压得日本经济喘不过气来。

自从八路军袭占天津、青岛、济南后，日本在华北的金融体系基本被摧毁，华北方面军的补给只能从本土、东北、华中调运。其中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承担了相当大的分量。对此，杉杉元急的抓耳挠腮。但他是军人，不是经济学家，对怎么样才能把华北经济搞上去一筹莫展。

寒暄过后，星野直树就提出，解决华北方面军军费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级政权、治安军的经费问题已刻不容缓，不然的话，华北战事会把大日本帝国经济彻底拖垮。

王克敏吓得直哆嗦，不住声地赔礼道歉，说是给天皇陛下添麻烦了，给近卫首相、平沼首相添麻烦了，给星野先生添麻烦了。但归根结底，这不是华北方面军的过错，也不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过错，都是刘一民惹的祸。这家伙纯粹是流氓、无赖、土匪、抢劫犯，打仗就是为了抢钱、抢工厂设备、抢物资、抢军火、抢粮食，没有他不抢的。他把大日本帝国的银行抢了，把皇军的物资抢了，把侨民抢了，也把华北的经济搞垮了。现在天津、青岛这两个华北最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都被刘一民抢空了，连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大日本帝国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现在，不要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合券流通区域极小，就是军票、日元在华北的流通区域也不大，相反是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越来越受欢迎。再这样下去，政府就要关门了。

王克敏说的话不中听，但都是实话。要不是局势这么严重，平沼骐一郎也不会让星野直树、贺屋兴宜来见杉杉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