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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