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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