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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