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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一九六七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文章少了话多了

姚文元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我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象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九时二十分至二十日凌晨一时正。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汪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有《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日‘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了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三十七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