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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她啼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好”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第十二章　“舆论总管”

取陈伯达而代之

就在姚蓬子死后不久，一九六九年四月，姚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

大红标语刷满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喧闹的锣鼓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会议发布的第一号新闻公报上，那“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方式，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看得出，是“秀才”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才“创作”出来的。把一百七十六名主席团成员的姓名分为四组，唯有第四组才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名，颇为令人寻味：

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于会泳……魏秉奎等一百五十二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名。

这张名单用潜台词清楚地表明：三十八岁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号人物，成为前二十四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众多的外国记者一看到这张名单，就纷纷报道：“以批判《海瑞罢官》而进入政坛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轻人。”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文革小组”结束了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而临时执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员中的两名——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员——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均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文元，结束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穿梭生涯。虽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点已转入北京，在北京遥控着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迁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间房子，比起当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楼阔多了！

从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委，而是成了陈伯达的副手，掌管全国的舆论大权。

一年之后，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动”了“一级”。

那是一九七○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员们再度聚首江西庐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亦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又是风云翻滚：副统帅林彪抢班夺权，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跟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伯达成为林彪的马前卒，在会上抛出坚持设国家主席、支持林彪的“第二号简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于是，林彪虽未倒台，全党已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受到了审查。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了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浇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

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暗，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十九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象“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