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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195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　指出——

一、到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多一点。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员3万多。　这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适应。

二、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和抗战以前（20…30年代）相比，现在（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多。以大学教授为例，1955年的最高工资为252元6角，而抗战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达当时法币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　（以战前法币1元折人民币元计）；若用百分比，则为，通俗地说，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

于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的“特定津贴”办法，即《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相当于抗战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叶的30　％）。

这八百多人的名单，包含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陈寅恪，中山大学教授，现有月薪253元；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218元；

翦伯赞，大学教授，元；

向达，北京大学教授，元；

俞平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85元；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元；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元……

这些都是中国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学者专家，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单遗漏了一些不该遗漏的名人，例如没有吴宓的名字……

（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这是为　1月14日开幕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供讨论、修改的文件。该草案提出：

“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认为当前的主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已经占多数”。“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各部门、各直辖市和各省区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知识分子，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低估了他们　（指知识分子　——　引者注）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帮助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并提出：

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就是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对于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5000元）。但是这个英明正确的建议，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连续的政治运动而未能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落实。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2）

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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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元）、11级（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