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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当时中共中央还认为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标准过高，因此1957年10月，国务院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由21级（在北京等6类地区月薪62元）降为22级（月薪56元，约合今560元），并决定1957年一律不再升级。大中专学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一再降低。这是为了逐步缩小和取消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知识分子跟工人阶级的差别。

国务院又规定，修业四年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后分配工作的，第一年为“见习期”，执行临时工资待遇；在见习期间每人每月46元（北京地区，约合今460元）。见习期满后，根据他们的表现定级，一般可以定为行政第22级，比原先规定的21级月薪降低10　％　（差一级）。这是体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一个实际措施。此后十几年没有调整，随着每年物价上涨，大学毕业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逐年下降，真是一年不如一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反右以后知识分子臭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群众运动中，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人数不断扩大。当时有一段著名的批判词：“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可见你的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你看谁人知识高呀？”党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里面抓右派。集中火力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26日，党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三天后的6月29日党中央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全国大约4000人左右”。仅过了十天，即7月9日，党中央通报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到9月份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划了右派6万2千多人，而据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在首都，　10月14日统计，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有“右派分子4837人”；到10月25日“北京市经领导批准审查的右派分子有6927人”。对于全国的右派分子，制定了百分比的指标而且不断超标，构成了相当庞大的数字。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人；随后中央文件又宣布全国“右派约4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人）的九分之一（参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及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等书的记载）。

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全国监狱是关不下的。对于他们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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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条例

“反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席卷全国的“大风大浪”（毛泽东语）中涌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右派分子”，特别在大专院校师生、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青年干部里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右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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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1）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树右派标兵、立处理样板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

在这96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但有两人免于处分。

如章伯钧，被撤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月薪322元）。仍维持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原住房四合院不动；因为7级还算副部长级待遇，尚保留轿车和司机。但是车子由一辆新“吉姆”降级为旧的“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今后还能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罗隆基，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