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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时代特点：（一）极左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盛行：（二）物资（粮食、棉花、布匹等）极度匮乏，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

平价（官价）和议价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以及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某些物品，如肥皂、灯泡、火柴、棉线、芝麻酱、粉丝、豆腐、烟、酒、盐、碱……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它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即　“黑市”。个体商贩为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也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钱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一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一斤。城市户口不论老少，都可向指定的国营店摊每月凭票证购一份“平价”或“官价”的供应品。

报刊文章解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上海虽属世界大城市，但仍在不发达的行列之中，如到了市民都买4、5角钱一市斤米吃而毫不嫌贵，并且只要有钱就都能买到，那也无需限量供应，更无需这票那票自找麻烦了。

政府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1斤（500克）粮票的交换价值，经常为2…4角人民币，灾害时期甚至更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粮店售出的大米，每斤还不到2角钱。“谷贱伤农”，如果国家也用1角几分1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农民感到这点钱连成本也不够，白辛苦了。于是政府既要照顾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收入，得化3角钱一斤向农民买进。80年代允许农民将自留多余粮食少量进入农贸市场，每市斤大米价格（议价）在4角以上。由此可见，职工每吃一斤粮食，从政府处得益2角钱以上；如果他每月“定量”是30市斤，一个月就得益6元以上。全上海除郊区农民外，约有800万人按粮食定量供应的，上海市政府每月就需补贴5千万元，一年就得多支出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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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1）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难，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浮肿病、肝炎、传染病蔓延，各地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估计的数字有不同说法，为3千万至6千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少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儿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作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三十九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作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树枝、烂棉花、线头、泥土。泡上洗，泥汤一换一次、二十次水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团子，蒸着吃。北师大全校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学生体育活动都停了。

河北南部某县一个生产队长姓杜。他有一套吃饭省粮食的发明创造，到北京来传经送宝。毛泽东主席还请他吃过饭。他到处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也请过他，听他传授宝贵经验。他的创造是所谓“双蒸饭，小碗吃”。双蒸饭，是蒸过的米饭再蒸一次，一斤粮票的米可以蒸出三斤饭（一蒸再蒸，水多了饭就多）。小碗吃，吃饭数碗时用最小（半两）的碗，两碗、三碗啦，感觉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　居然能感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还请吃饭。毛主席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肯吃，要带回去让全村全队的人们分着吃。听的人热烈鼓掌。但是后来听说，那人是个骗子！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恐怕大部分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妻子（电影演员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有的8斤10斤……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牛奶证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他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

1961年秋，王春瑜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

1962年夏天，妻子在上海医院生下婴儿。全国大饥荒，像瘟疫一样蔓延。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争取订一瓶牛奶。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王春瑜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好心人帮助办了一张牛奶证。

大学同学的无奈

1960年的上海大学生龚勇回忆：上大学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小伙子饭量大，经常是上课到半节，肚子便唱起了空城计。那时，城镇人口的粮票就如同命根子，真是无价胜有价。“粮票加钞票”就有了基本口粮维持活命。踏上工作岗位直到成家之后，都难舍粮票情结。有了孩子后，夫妻俩总是未雨绸缪，千方百计节约粮食，积攒一点粮票存起来。直到如今，孩子们还经常笑话家里“吃用特抠”，大人则坦言“习性难改”。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百姓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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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2）

70年代有一次到闽浙出差，少带了粮票，跟同伴勉强维持到杭州便面临挨饿了。幸好浙江粮食相对宽松些，有“议价”供应，于是连着吃免票的“菜下面”度过难关。还有次忽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战战兢兢拆开一看，原来是大学同窗出差到四川，钱和粮票被窃，慌不择食，落难求救。真是哭笑不得，赶忙凑数邮寄“全国粮票”去救了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不分贵贱，都凭票吃饭，所以出门要常检点身边两票（钞票和粮票）是否带全，比今天带护照或身份证还更重要。到80年代，省吃俭用积下一些粮票。用来换几斤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