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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1页）

的事告诉汪娜。

“但是……但是，你知道，斯汀戈，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被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迷惑了。我无法触及这种感觉，它没有丝毫的快乐，恰恰相反——它令人恶心。每次经过犹太人居住区，我总会在远处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某些场景，看着纳粹用枪圈赶着那些犹太人。此时我才明白令我迷惑的原因。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突然明白，只要德国人致力于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摧毁犹太人，那我就安全了。不，不仅仅是安全，而是更安全。尽管事态很糟，我们仍很安全，比那些孤立无助的犹太人安全无数倍。所以，只要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力量去消灭犹太人，我便觉得自己会更安全，吉恩和伊娃也会更安全。甚至汪娜和托泽夫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事业。但这使我感到更加羞耻，于是，我决定在那天晚上告诉汪娜。

“我记得那一天的晚餐十分粗劣，有豆子和萝卜汤，还有没肉的腊肠。晚餐即将结束时，我们开始谈论起久违的音乐。我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没能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汪娜，你听说过别冈斯基这个名字吗？滋毕哥尼·别冈斯基？‘

“汪娜的眼睛有一会儿变得毫无表情。她想了想，说：”哦，是的，你是说克拉科夫的那个法西斯教授。他在战前曾红极一时。他在这座城市做的反犹演讲简直是歇斯底里。我早把他忘了。不知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可能在为德国人工作吧。‘

“‘他死了，’我说，‘他是我父亲。’

“我看到汪娜抖了一下。屋里屋外都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雪霰不停地敲打在窗户上。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因为所有的燃料（煤和木材）都用完了，所以我把他们早早地弄上了床，汪娜的床上至少还有一条大被子可以让他们暖和一下。我一直看着汪娜，但她脸上毫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原来他是你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觉很怪。他什么样儿？‘

“我对这个反应十分惊讶，她似乎很平静、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你知道，在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中，她专门负责帮助犹太人，或试图帮助犹太人。但那确实太困难了。她认为，谁出卖犹太人（哪怕只是一个），谁就是在出卖波兰。她让托泽夫也踏上了这条路，专门暗杀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她十分激进，富于献身精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似乎对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和震惊。她显然并不觉得我——唔，被玷污了。我说：”我觉得要提起他非常困难。‘她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好了，别这样，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谁。别为他的罪恶而责备自己。’

“然后我说：”这太奇怪了，你知道，他是在第三帝国被德国人杀死的，就在萨斯赫森。‘

“但即使如此——唔，甚至连这个具有讽刺性的情节她似乎也毫无反应。她只是眨了眨眼睛，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那头火红的头发干草般地没有一点光泽，我想是因为劣质食品之故。她只是说：”他一定是在雅基罗尼大学被占领的那一次围捕中，与其他教师一起被抓的。‘

“我说：”是的，我丈夫也是。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个。他是我父亲的弟子。我恨他。我对你撒了谎。我曾对你说他死于抵抗入侵者的一场战争中，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继续说着道歉的话，汪娜打断了我。她点燃一支香烟。我记得只要能找到烟，她便会像个瘾君子似的猛抽一气。她说：”亲爱的卓娅，没关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在乎的是你！你丈夫可以是个游击队员，你父亲是约瑟夫·戈培尔，而你仍然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她只有在感觉危险时才这样做。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但它耸立在一片废墟中，很容易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所以汪娜从不敢大意。我记得她看了看手表，说：“客人马上就要来了。从犹太人居住区来的两个领导人，他们是来取枪的。’

“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天啊！每当汪娜提到枪或秘密活动，或任何潜藏着被德国人伏击的危险的事，我总吓得心惊胆战，还会感到非常恶心。帮助犹太人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便意味着死亡。我浑身汗湿，虚弱无力——哦！我真是个胆小鬼！我总是希望汪娜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些迹象。每到这时，我便怀疑怯懦是否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另一件糟糕的东西。这时汪娜对我说：”我曾听说过其中一人的事。他很勇敢，很有能力，但有些不顾一切，喜欢铤而走险。现在有一些抵抗活动，但缺乏组织。他给我们的组织捎来口信说，犹太人居住区即将爆发一次反抗运动。我们正与其他人取得联系。不过这个人有一些实权。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费尔德森。‘

“我们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来。汪娜告诉我说，枪支就藏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我走进卧室去看孩子们。房间里很冷，刀子般的寒风嗖嗖地钻过窗缝，吉恩和伊娃头上笼着一小团白色雾气。我能听到窗外狂风怒啸，但这床塞满羽毛的老式波兰被子能让两个孩子免受寒冷之苦。我祈祷明天能找到一些煤和木材。窗外一片漆黑，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冷得浑身发抖。那天傍晚伊娃患了重感冒，耳朵疼得厉害。她吃了汪娜好不容易弄来的阿斯匹林才刚刚睡着。不过汪娜什么都弄到。我又一次祈祷，明天早上她的感冒就好了。这时我听见敲门声，我转身回到起居室。

“另一个人我已记不得了，他没怎么说话，但我记住了费尔德森。他是个壮实的长着一头黄红色头发的中年男子，大约四十四五岁，炯炯有神的双眼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你，仿佛能把人看穿似的。我记得有一只镜片破了，用胶水粘在一起。他好像很生气，对什么彬为不满意，情绪很激烈，但他的举止仍很得体。他一进门就对汪娜说：”我现在不能付钱，我没有钱付给你们，‘他的波兰话很难懂，我听不太明白。’我很快会给你们的，‘他用怒气冲冲的声音说，’但不是现在。‘

“汪娜让他和另外那人坐下来，然后开始用德语讲话。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德国口音，你可以讲德语或依地语，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他恼怒地打断了她，用纯正的德语说：”我不需要讲依地语！我在你们出生前就开始说德语了——‘

“这时汪娜马上又打断他：”不必解释。讲德语。我朋友和我都讲德语。你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这些武器付钱，尤其是现在。这些武器是从党卫军那儿偷来的，我们不会向你们要钱。我们以后再谈钱。‘我们坐下了。汪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紧挨着费尔德森坐了下来。灯光忽明忽暗，不知何时就会熄掉。她把香烟递给他们，然后说：“这是南斯拉夫卷烟，也是从德国人那儿偷来的。这灯随时可能熄掉，所以我们赶紧谈正事。但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的背景，费尔德森。以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来往，所以我想知道我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也有权利知道这一点。说说吧。’

“这简直太棒了。汪娜总是用这种办法直截了当地与别人打交道——我，以及任何人。我想，也许这方法能应付一切。她有着壮硕男子一般的魄力，可她的内心却充满柔情。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她看起来非常……我想你会描绘为‘形容枯槁’。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一直在工作，随时面临危险。她用大量时间编辑地下组织的报纸，这事相当危险。我想我告诉过你，她其实并不漂亮，苍白的脸上长满雀斑，下巴很大。但她有一种内在的魔力，这使她十分吸引人。我一直看着她——她和那个犹太人一样神色严峻，但同时又露出慈祥、耐心的神情，令我难忘。

“费尔德森说：”我出生在彼德歌斯茨，但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德国。‘他的声音变得气恼和尖刻。’这就是我讲不好波兰话的原因。我承认我们有些人在犹太区尽可能不用这种语言。也许任何一种语言都比压迫者的语言更令人愉快。藏语？爱斯基摩语？‘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接着说，’请原谅我离题了。我在汉堡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我是那所新成立的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我在符兹堡的一所预科学校当教师，教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被捕前我一直在那儿教书，直到他们发现我的出生地在波兰，便将我流放到这儿。那是在1938年，我带着妻子和女儿，还有一大批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他停了一下，接着痛苦地说：“我们逃离了纳粹，而现在他们又砸墙破户。但我应该更怕谁呢，纳粹还是波兰人？我应该把波兰人看作我的同胞吗？至少我知道纳粹会干些什么。’

“汪娜没理会他。她开始谈起枪械的事。她说，枪就藏在地下室里，用厚纸裹好了，还有一箱子弹，一会儿他们就去取。她看了看表，说十五分钟后，两名家乡军战士将在地下室准备好，然后把箱子搬到过道里。他们事先已约好信号，她一听到信号后便会马上示意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他们便可以立即离开房间到楼下的过道里，枪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尽快离开。我记得她最后说，她得告诉他们，有一支枪的准星坏了，还有某个部件也有一点小毛病，但她会尽快设法帮他们换一个。

“费尔德森说：”有一件事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武器？‘

“汪娜看着他：”我以为他们告诉你了。三条路嘉自动步枪。‘

“费尔德森的脸一下子白了。‘真不敢相信，’他低声说，‘他们告诉我说有一打，也许十五支。还有一些手榴弹。我真不敢相信！’我能看出他的愤怒与绝望。他摇了摇头：”三条路嘉，还有一条是坏的。我的上帝！‘

“汪娜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我们一直想干得更好一些。我想我们会的。这儿有四百发子弹。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想法搞一点。‘

“费尔德森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有些歉意地说：”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开始以为有不少武器，现在却令人失望。还有，今天早些时候，我曾与另一个抵抗组织接触过，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帮助。‘他停了下来，带着愤怒的表情看着汪娜。’事情糟透了——真令人难以置信！他妈的杂种！他们居然嘲笑我们，看不起我们。他们叫我们犹太佬！这都是些波兰人。‘

“汪娜语气平淡地问：”这些人是谁？‘

“‘他们自称··N·R。不过，昨天我与另一个波兰抵抗组织接触时也碰了钉子。’他看着汪娜，满脸愤怒与绝望，说，‘我得到了三支手枪，以及轻蔑与嘲笑，去抵抗两万纳粹军队。上帝，这一切究竟怎么了？’

“汪娜激怒了，我想是因为费尔德森的话，更是因为他对一切的愤愤不平。‘··N·R，那是一帮奸细，法西斯分子，狂热分子。作为一名犹太人，你本应该从乌克兰人和汉斯·弗兰克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但我要告诫你，共产主义分子很坏，更坏。如果你遇上科兹恩斯基将军领导下的红色游击队，你可能会被就地枪杀。’

“‘这太恶劣了！’费尔德森说，‘我得为这三支手枪感激涕零，这难道不可笑吗？这种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你看过《吉姆老爷》吗？那个军官抛下正在下沉的船，独自爬上救生船逃命，而让无助的乘客听天由命。请原谅我这样比喻，但我不忍看见这样的事情在这里重演。我们正在被我们的同胞淹死。’

“汪娜站起身来，手撑在桌上，身子向费尔德森前倾着。她又一次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很困难。她看上去十分苍白，疲倦。她用一种不顾一切的声音说：”费尔德森，你不是愚蠢就是天真，要么两者都有。你那些笨拙的说法令人怀疑，所以你一定非常天真。你是否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波兰是一个反犹国家。你自己刚才也说，你们是被压迫者。生活在一个反犹主义的国家，住在犹太人居住区，这都是我们波兰人首创的，你怎能指望这些同胞的帮助？你怎么能指望别人呢？除了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力所能及地干一些能够挽救你们生命的事之外，还有谁来拯救你们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生命呢？上帝啊，费尔德森，你的父亲带你离开波兰时可能完全忘了那些反犹分子；那些可怜的人们也肯定无法预料那温暖的处处盛开文明之花的德意志会变成犹太民族的地狱渊。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返回波兰时，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面临的仍然是对犹太人的仇视，随时准备将你们扫地出门。它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国家，费尔德森。这么些年来，它变得越发凶残，因为它饱尝失败的滋味。《福音书》说，苦难并不酿就理解与同情，它制造残忍。深感失败的波兰也深知如何对待别人，所以对更加灾难深重的犹太人极度残忍。我很惊讶你居然能从··N·R逃脱，而只被骂了一句犹太佬！‘她顿了顿，又说：“你觉得奇怪吗？我说了这么多波兰的坏话，却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必须为它付出生命，我会眼睛也不眨地去做。’

“费尔德森望着汪娜，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我真为汪娜担心。我从没见她如此疲惫，我猜你会形容为‘完全崩溃’。她干得太多，吃得太少，几乎没有睡过觉。她的声音不时发出撕裂的哑声。我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指颤抖着。她闭上眼睛，浑身不停地轻轻颤动着。我以为她就要晕过去了。然而她睁开眼睛又开始说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哀伤，说：”你刚才说到《吉姆老爷》，这本书我也刚好看过。我认为你的比喻很好，可你好像忘了这故事的结尾。你忘了在结尾处，书中的主人公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用死弥补了一切。他的苦难，他的死。我们波兰人是否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呢？如果我们的斗争也不能拯救你们吗？无论这能否拯救你们，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们做过了——通过我们的受苦受难，甚至通过我们的牺牲。‘

“过了一会儿，汪娜说：”我并不想伤害你，费尔德森。坦白地说，你是个勇敢的人，今晚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儿。我知道你们所遭受的苦难，去年夏天我就知道了。那时我看见了从特里布林卡偷偷弄出来的一批照片。我第一个看见它们。和别人一样，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相信那都是真的。你的经历充满恐怖。每次我走近犹太区，脑海里总浮现出一群困在桶里即将死去的无助的老鼠。我们比你们犹太人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逃离危险的机会，可我们仍处于围困之中。我们不是桶里的老鼠，是着火的大楼里的老鼠。我们可以逃离火海，逃到阴凉的角落，逃到地下室去，那里很安全。可是真正能逃离那栋房子的却微乎其微。每天我们有很多人被活活烧死，但房子很大，仍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大火不能把我们一下子全部吞噬掉，然后某一天（也许会有的），大火终将熄灭。如果真是这样，有很多人会幸存下来。但桶里的老鼠却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汪娜深深地吸了口气，直盯着费尔德森：“我要问你，费尔德森，你能指望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