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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部分（第2页）

剧中的说白唱词大段地抄录经书，充满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

以邱濬的身份而染指于向来为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戏剧，可以看作是以道德理念为核心的台阁文学的强有力的扩展。

稍后宜兴生员邵灿作《香囊记》，是《五伦全备记》的翻版。他把为臣为子为母为妻为兄弟为朋友的标准德行全部组织在一部剧中，煞费苦心。此剧曲词讲究对偶、喜用典故，雕琢甚深；对白多用骈文，大讲经义，对于后代戏剧的骈俪化倾向有较大影响。

明代前期还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戏曲文献，一是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一是贾仲明（或谓无名氏）作的《录鬼簿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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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明代前期的文言短篇小说

在明代前期文学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文言短篇小说方面则有些作品仍能承继元末文学的精神，并且有若干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环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另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

瞿佑（1341—1427）字宗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有诗名，为杨维桢所赏识。洪武年间曾官国子助教官、周王府长史。永乐间以诗获罪，谪戍保安，后遇赦放归。所作《剪灯新话》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一篇。日本《剪灯新话句解》本有作者《重校剪灯新话后序》，称“是集成于洪武戊午岁（1378）”。

前面我们说到宋元文言小说的新发展，有两点最为突出：

一是出现了部分反映市井民众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一是在描写爱情故事时，往往更为重视双方的感情真挚与否，而忽视传统礼教规定。这两个特点在《剪灯新话》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有几篇小说则是两者的结合。如在《翠翠传》中，一开始便点出女主角是“淮安民家女”。她与同学金定私相爱慕，当父母为她议婚时，她竟公然宣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父母竟然也会顺从她的要求，向金家求亲。这个家庭中的人们显然对士大夫所看重的礼教不怎么当一回事。后来翠翠在战乱中被人掳为姬妾，而作者对她的“失身”毫无谴责，仍然赞颂她和金定之间的爱情，也表现出宽豁的、重人情而轻礼义的态度。

同样的题材在《联芳楼记》中写得更为大胆而明朗。小说写一个年轻的商贩郑生在船头洗澡时，被河边高楼上一家富商的两个女儿——薛兰英、薛蕙英窥见并喜欢上，她们便“以荔枝一双投下”，表示爱慕。晚间郑生立于船头，二女用一竹兜把他从窗口吊上去，“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事情发露后，薛家的父亲虽然“大骇”，却也很开明地成全了他们。这篇描写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小说，与《十日谈》中的类似故事颇为相似，虽有些粗俗成分，却显出欢快的浪漫气氛。

在文言小说中，爱情故事历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以前的这类小说主要以士人为中心，女性一方有些出身于与之相似的家庭，而更多的是妓女、婢女一类人物，她们都是围绕着士人的生活而存在的。《剪灯新话》中写市民阶层青年男女的爱情的作品与上述一类作品相比，不仅在题材上是一种扩大，所表现的生活情调也更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它显然受到话本小说的影响，同时还反映出：市民阶层、尤其是商人家庭较少受礼教束缚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正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重视（《联芳楼记》所写，就是元末吴中的传闻故事），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后来的文言小说在这方面继续有所发展，并影响了“三言”、“二拍”中的同类型的作品。

这里呈现出文言与白话小说相互交织、相互推进的态势。

在文体方面，《剪灯新话》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议论的减少，在正文二十篇中，带有议论的仅有两篇。在语言风格方面，《剪灯新话》仍存在好用骈俪、多引诗词的缺陷，但它的叙述已经完全是浅近的文言，极少看到史传式的精炼与浓缩。这些特点，对于文言小说摆脱史传的影响而更具小说的特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剪灯新话》中爱情题材约占一半，此外较多的是写文士的生活。其中《华亭逢故人记》写张士诚手下两个在朱元璋军队攻打吴中时投水而死的文士的鬼魂数年后重游旧地的故事，描绘出元末东南文士的豪宕性格和他们对历史变化的伤感情怀，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心理。

《剪灯余话》为李昌祺仿《剪灯新话》之作，有永乐十八年自序。据此序，原本与《新话》相同，为四卷二十篇，附录一篇，今传本为五卷二十二篇。其内容与一般特点亦与《新话》相似。作为附录的《贾云华还魂记》明显受元代小说《娇红记》的影响，但加上了女主人公死后还魂的大团圆结尾。

《剪灯新话》和《余话》作为元末文学的遗响在明前期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面目，但在当时缺乏与之相呼应的创作，它们的影响要到明中后期才得到发挥。两书中有不少故事，被明后期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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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代中期诗文

约从弘治至隆庆（1488—1572）年间，诗文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呈现一种稳定推进并趋向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互相间有融合，亦有冲突。贯穿于文学发展进程的主线，是在反对程朱理学、要求维护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点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明代前期的文学，无论宋、王的“文道合一”论还是“台阁体”，都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的进步，首先是对此进行有力反拨，以要求文学的独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颊烂吻，触目可憎”（《祝子罪知录》），态度十分鲜明。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中期作家在反对宋代理学的同时，亦对宋代文学提出强烈的否定。所谓“诗死于宋”（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宋无诗”（李梦阳《缶音序》），“宋儒兴而古之文废”（李梦阳《论学》），这些带有偏激的言论，都是由特定的时代心态所决定的。他们提倡“复古”、标榜“古文辞”的理论，首先也要放在这一前提下来看待。

“古文辞”又是与科举“时文”相对立的概念。如文征明在《上守谿先生书》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愿“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鄙视借以猎取功名利禄的科场之文，而“时时窃为古文词”，“欲追古人及之”，纵使被世人讥笑为“迂”为“狂”，也“排群议为之不顾”。显然，提倡“古文辞”意味着通过接续古代文学传统的轨道，寻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坏了的生活情趣和丰富的精神活动。

既否定文学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对文学的性质重新作出界说；而把文学作为人的内在需求，便成为明中期许多作家的出发点。李梦阳《诗集自序》中说：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他在这里强调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也说：“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