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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

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

①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

年　4　—　6　月），第　233—255　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

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

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

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

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　１９０５　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

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

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中共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

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

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

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

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

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

（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

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

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

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

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

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

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

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

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

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

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

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

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

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

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

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

台上彻底消失，就像　１９　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　２０　世纪中叶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