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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

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

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

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

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

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

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

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

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

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

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

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

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

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

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①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

②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

1860—1920　年》。

③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　9　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

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　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

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　年），第　92　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　年）的

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　年）。

①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

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

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②

１９　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

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

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

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

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　１１　卷第　２８８　页，

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３２９　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