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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

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

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

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①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

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

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默

契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出现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之间的关系更有活力。如在香港那样，西方海军和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在

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提供了一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有力经济因素的

政治摇篮。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谋求一种公开关税税则和无特许垄断事业

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插手。他们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

买办了解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

时，能够利用复杂的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中的必要关系。②

以上是外国殖民主义当时已停止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发展的条约口岸成长

的情况。由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像美国和阿根廷那样的较

新和人口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西方对条约口岸中国的投资依然处于

不重要的地位。当旗昌洋行的　Ｊ．Ｍ．福布斯在　１８４５　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

获得的利润向美国的中西部铁路投资时，他是在追求赚钱的机会。这种机会

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关特殊权利的政治现

象；它的那种单方面剥削的经济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外国人专为出口而经营

种植园生产的十足殖民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的经济

①《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375—385　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409—420　页），《中国的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　年）》；及第　5　章。

①关于欧洲通过商埠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第　2　章。关于

1840　年商业信用体系的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　世纪初期的中国代理商怡

和洋行》。

②张荣洋注意到，到　1838　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中的做法，必须与沿

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如以改革……人们对怡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来条约口岸

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官员和商人》，第　138　页。

冲击，特别是沉重的剥削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之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

加讨论。①

中国条约口岸和东南亚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除了

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伦敦和广州之间经营的大宗商品贸易外，欧洲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