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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4页）

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

为　３５．５％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

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　１９５２　年耕地面积的　４２—４４％。②比例

超过　３５．５％，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

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

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

对　１６　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　３０　年代最好的数

据（见表　１５）。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

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

１，２９５，００１　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　１５．１７　亩（２．５　英亩）。但在被调查的

①同上书，第　193—196　页。

②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87、89　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　95　页；肯

尼思？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　年》，第　5　页。

农户中，有　７３％拥有土地　１５　亩或　１５　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８％，而　５

％的农户拥有土地　５０　亩或　５０　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４％。大地产很少是

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

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

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　２０　世纪，由于内地许

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

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

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

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

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

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　３０　年代有　３／４　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

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

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

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

江流域和南方。②表　１６（５）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

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

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

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

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

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

数字所致。④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

的看来，约有　５０％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　３０％为佃农，他们租

种全部土地；２０％以上为自耕农兼佃

３０　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