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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会办一员主管”。在每个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

一人，会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

一个毫不掩饰的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盐税收入中插了一手，爱国主义

情绪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主权的一种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国经理和外

籍协理并列，看起来很像条约港口海关中外国税务司和中国监督名义上分享

权力的海关的那种安排。也许还由于盐政是中国政体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具有平衡国内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长期的利益，任何外国的作用从根本上

说是特别令人烦恼的。海关是继对外贸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而稽

核总所则与之不同，开始就只表现为一个新的行政集团介入了一个包括盐的

生产、运输、税收和销售的长期存在的中国财政体系。稽核总所被硬加在这

些传统安排之上，以确保所征之税真正可以被中央政府用来偿还善后借款，

所以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实际上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大权。但是

这种控制除了保证分期归还善后借款分期偿还表上的本利外，与类似的发展

和保护国际商业的任何持续和特定的外国利益没有联系。得到好处的主要是

控制北京政府的人，　１９２２　年以后，主要是地方军阀。

由于稽核总所的外国会办及其外籍属员是欧洲银行家的代表，而欧洲银

行家又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第　５　款中可以自由解释

的文字所暗指的那种副手。但是没有出现像赫德建立的海关那样的国中之

国。在盐务稽核总所的初期，外国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当时袁世凯中央集权

的努力看上去有一定的希望，而袁总统也支持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会办丁

恩。丁恩（１８５４—１９４０　年）是一个以前在印度任职的文官，先在北印度任盐

税专员，然后任印度货物税和盐税第一总税务司；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７　年在华任职

期间，他负责一些意义深远的盐税改革，但他决不是另一个赫德。①财政部长

和中国的总办，不是对丁恩所干的一切给予形式上批准的十足的傀儡，相反，

他们自己代表尽管是保守主义的、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潮

流，他们的利益在一段时期与外国辛迪加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乐于利用外

国的存在可能提供的这类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力量。

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　４０　至　５０　名（１９１７　年为　４１　人，

１９２２　年为　５９　人，１９２５　年当中国雇员共有　５３６３　人时为　４１　人），而在民国初

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　１３００　人。②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

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

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

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

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

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