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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2页）

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

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

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

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

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

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

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

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

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

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　１４　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

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

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

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

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

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

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

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

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

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

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

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

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

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

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

革命都督的焦达峰，１９１１　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

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辏е芪У摹⒃谏缁岱矫?br>

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

在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１９　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

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

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

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