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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4页）

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

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

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

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

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

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

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

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　１９１１　年政治

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

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

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

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

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①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

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

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

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

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

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

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

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

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①

于是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０７　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

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

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

①关于这场争论的分析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

①马丁？伯纳尔：《1907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

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

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

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

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

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

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