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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3页）

候。他们设计出一种世界进步的乌托邦类型，这种类型无论怎样迂回曲折，

都导向大同理想世界。而且，虽然他们不再把政治和政治领袖作为变化的主

要动因，他们也反对那种进步只由不受个人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支配的宿

命论的选择。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人性之内的道德活力，这种道德活力首先

被概念化为主观精神力量，然后概念化为全人类固有的共同精神，最后，体

现在民众政治运动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来描述

整个宇宙，当他们不再把革命劳动阶级的活力与在人类中发展的普遍的人本

主义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当他们把他们自己描绘为严肃的、世俗的、科学的

唯物主义者时，他们便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马克

思主义者在集中注意力于作为变革动因的民众政治运动方面，达到了这种程

度，便要求注意社会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力便不再用于进化神话的

制造。不过，如李大钊的情况所说明的，这种改变绝不总是直接的或急剧的，

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　140—154　页。

第　８　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１９１９　年和　２０　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

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　５　月　４　日）

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

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　１９１７　年起由新

校长蔡元培（１８６７—１９４０　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　２５

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

学了四年西方哲学，１９１２　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

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

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　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

参加过　１９１１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　１９１５　年创刊的

《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

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１９１０　和

１９１７　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

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

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　１９２０　年，

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