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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第2页）

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

“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

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

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

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

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

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

①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　118　页。

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

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

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

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

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

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

——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

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

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

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

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

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

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

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１９２３　年由张君劢发

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

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

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

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

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

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

性的挑战。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

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