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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部分（第3页）

确立了它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

同。以往那些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

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

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

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

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　２０　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

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１９　世纪后

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

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

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

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

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

翻一个已经延续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

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

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

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

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

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

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

①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　页。

②同上书，第　314　页。

①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

城市阶级——官僚和商人——就力图对它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

为己有。

公职人员有接近当权者和掌握公共资金的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的

“不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高级官

员们以国家的名义收集情报，准许给予特许证、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在

中国，国家控制商界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政府对现代化的限制。官僚们

得到他们的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　１８　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陆续

返回到城镇里。这些新的显要人物让别人替他们管理乡下的地产，自己则投

身于高利贷、商业，或社会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