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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部分（第4页）

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

１９１７　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

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　１９２２　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

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

据；而在国家一级，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

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

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

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

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６　月　２３　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

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

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

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

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

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

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

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　７０　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

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　３５　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

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

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

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

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

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

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

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

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

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

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　８　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

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

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