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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4页）

①琼？蒙内特：《回忆录》，第　134　页。

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

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

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

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

的政治主动权，被　１９２７　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

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

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

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　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

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

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

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　１９２７　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

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

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

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９　年　３　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

从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

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

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　１／３　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

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　２０　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

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

轮罢了。①

根据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

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

的社会局的监督。自　１９　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

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