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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部分（第3页）

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

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

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

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

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

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

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

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

“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

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

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

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Ｓ．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

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Ｇ．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

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

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

为　８—９％，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相当。此

外，Ｔ．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①同上书，第　286—301　页。

①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　年　2　月），

第　213—22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5　章。

②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③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　1　集，1978

年）。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　２０　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

经济奇迹之后是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

至　１９２８　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又

一次危机。在　１９３５　年，１／４　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爆发

才开始复工。

在　３０　年代，也和　２０　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１　年这段时间内国际

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