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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说明中东地区，主要是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地区，“牵一发动千钧”的局面。古代的情形与此不会相差很远。比如公元前的14世纪。

埃及与中国

很意外地在《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389页）中看到：“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以“黎轩”、“黎踺（革建）”、“乌迟散”、“阿黎散”等出现于中国的文献。同时在南方，“埃及人利用西南季风从红海起锚，直航印度，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

该书认为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直接”交往是从汉代开始的，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曾经派人到“黎轩”。《后汉书》则记载“海西”（亚历山大城）的杂技演员到中国进行杂技表演②。我认为古代的国际交往或者外交，与今天的没有实质上的变化，都通过战争或者商业贸易或者艺术进行交流。中国的杂技本来来自“西方”，现在据说中国的杂技水平高超，我现在又看到中国杂技演员正在北非进行培训外援的报道。真是三千年河东三千年河西。假如不是有记载，谁相信啊。

中国古代称呼埃及为“勿斯离”，最早提到的可能是唐朝。“中埃直接经济交往可能开始于二三世纪之交（一说公元一世纪）”，……三世纪中叶的《魏略》介绍到欧洲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经红海到尼罗河转进地中海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二世纪进入红海。我认为这些时间都远远晚于真实的时间。真正的海上交通的开始至少得在5000年前。但是比较规范的来往则是从大约3500年前开始。这一推测是根据中国境内的某些考古结果来推测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在地理方面没有大的改变，技术方面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就可以大胆推测交通状况在某些大的时段内的统一性，不必过分依赖文献——因为保存至今的文献所借助的文字成熟于大约2500年前，而这段时间恰好出现全球“变乱”，海路隔绝，文献的空白不能证明之前的交通就不存在。

中国与埃及直接面对面的交往发生在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与埃及发生三次大的激烈战争，以蒙古人的失败而告终。这时期来到中国定居的埃及阿拉伯人同样被称为“回”人。中国与埃及其实并不远。中国与中东也不远。

不能遗漏的沙特

按照“夏商周”的顺序，我该把拜访的第一站放在沙特。但我还是转了一个大弯，“最后”才不急不忙地来到沙特。由于我们对于沙特了解实在太少，所以刚一开篇其实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沙特阿拉伯其实很年轻，然而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沙特是中东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专门为夏甲所建的麦加城就在今天的沙特境内沿红海一侧。

属于闪族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南部阿拉伯人，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主要居住在也门的盖哈坦人（Gahtan）；北部阿拉伯人叫阿德南人（Adnan），据说“阿德南”是亚伯拉罕之子易司马仪（亦即《圣经》）中的“以实玛利”）。“Adnan”这个名字让我再一次想起四川境内具有悬棺传统的僰人后代，据说在他们祖先的古墓中有名字为“阿旦沐”的物品，那些中国人自称姓“阿”。中国的悬棺最早登陆于中国的福建地区，时间是3840年前后。这些信息一次次让人想到亚伯拉罕的这位后代：时间、名字、以及悬棺方式。

南北阿拉伯人世代为仇，之间有许多差别。南方阿拉伯人善农业，北方主要为游牧业。南方为土著阿拉伯人，北方稍晚。我们一直关心的古典“南阿”文字就是南方阿拉伯人使用的文字；北方阿拉伯人最先使用过希伯来语，后来也接受了“南阿”，最后又演变出北方阿拉伯语。在###教革命之后，北方阿拉伯语取代“南阿”语言。这个语言发展关系对应到中国夏、商之际，可以有助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方阿拉伯人从西部进入中国腹地，南方阿拉伯人从南部进入中国腹地，所以夏商使用了不同语言体系。

首都在也门地区的“麦因王国”起始年代不详。其势力范围曾达红海北部的汉志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境内西部，包括麦加城。这个民族擅长经商，在死海附近的约旦等地都有商业驿站。麦因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腓尼基字母，可以确切表明他们与希腊和埃及都有商业来往。假如他们能到希腊，基本就和与进入中国西部的距离差不多了。麦因人使用腓尼基文字的事实很重要，中国夏朝以及晚期的半坡文化使用的恰好就是这种文字。

据说“麦因王朝”也是男性统治，有过27位国王。

与之比邻的萨巴王国早期是女性国王。古代萨巴王国也进入了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领域。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有不同的语言，萨巴人有“南海腓尼基人”之称，萨巴人同时以水利农业著称。

我们可以假设麦因人从北部进入了中国西北境内。萨巴人则可能参与了中国东部与南部沿海的活动，他们之所以比前者晚一些进入中国，原因是他们需要海航技术支持，部分人也可能通过印度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比如在孟加拉湾的最北端到中国的云南、四川一带直线距离很近，但那里山高路险，交错横断，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已知早期阿拉伯地区有几个周期性的大规模外迁活动，其动力为何没有结论，他们去向哪里也是个谜。

其实不能遗漏的国家与地区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暂且先关注到这里。不过可以在这里提示一下，我一定会在以后合适的其他著作里重点介绍中东北部的一些国家，比如赫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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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与孔子（1）

在东周和秦朝，有人会出于一些特殊目的进行文化清洗，这些人可能首先是为了重建当时的新中华文明，彻底割断与“夷地”的联系，或者有其他的“文化革命”思想也未必。

从种种迹象看，汉朝有“西域”的记录，无论水陆交通全无禁忌，那么这个故意割断文化“脐带”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汉前，最有可能在秦代，并且进行得很彻底。

著名华裔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318页）中说：远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得知，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下令在全国焚烧政治类的书籍。根据由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所编写的中国通史《史记》的记载，在秦始皇34年，他的丞相李斯建议“烧掉除秦史之外的所有史书。除官方的学者外，任何人所保存的古代诗歌、史书或诸子百家的书都一律由地方官和军队将领加以没收和焚烧……不必焚毁的只是那些医书、占卜书和农书”。这位皇帝采纳了该建议，焚书在整个秦帝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书幸免于秦人焚书的浩劫，但其数量寥寥无几，且常处于因被腐蚀而残缺的状态。

秦始皇这个人非常特殊。中国的统一历史开始于他，统一文字始于他，统一度量衡始于他，统一思想恐怕也始于他。或许这个人胸怀重建中华文明的大志，而改革文化只是他革命的一部分。在他统治期间，发生类似于斩断文化的可能非常大。他排斥儒教、坑杀儒生的行为，除了思想上的分歧之外，有可能是种族分歧，昭显了秦与“三代”尤其是周朝的种族上的分别，或者级别上的对抗。以秦始皇在其他方面的魄力看，他的毁灭行为是非常彻底的。我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秦始皇时期的探讨不够，有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过。

“焚书坑儒”很可能是一场宗教斗争的结果。要从这方面研究“焚书坑儒”事件，首先就要清理“儒教”的真正根源。

前几天看到一篇厦门某大学老师写的“儒教起源于犹太教”的论文。没错，中国儒教内核很可能就是犹太教，最初的儒生很可能就如那位学者推测的是“拉比”。“儒教”乃“犹教”，从发音上，ru…you，也很接近，在北方这两字发音区别还比较大，在南方很多地区基本上没有差异。

我认为“儒”（ru）实际上可能来自与“Jew”有关，“d　u：”而“ju：”，然后再转换为“ru”就清楚了。“儒教”在初期可能属于或者根本就是“犹太教”（Judaism），或者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逐渐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我们熟悉的“儒教”。

孔丘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人视其为不信鬼神的原始唯物主义精神，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并且错了2000多年。

在中东，犹太教与“怪力乱神”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萨满教也一直势不两立，之间有过几次血腥斗争，动辄处死败者一万上千。这从《圣经》上看得很清晰。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传人孔丘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