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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都在讨论一件事，讨论什么呢？谋杀袁世凯！他们想在袁世凯喝的水里面下毒。但他们两个医生根本就找不到北京的地图，先到日本找地图，找不到！之后他们又到大陆找北京的地图，发现戒备森严，于是想都不想就回来了。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光

白岩松：现在是您最好的时光吗？

侯孝贤：我告诉你，人成熟、成长到目前我的年龄，也就是到快靠60岁时，58岁是最好的时光。但是通常就像里约斯说的，他在快90岁的时候过生日，说他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晰而且充沛，对事情的看法越来越清楚，透彻，但是他命令不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直怠工，背叛他，没办法执行他的命令。我现在虽然58岁，但我的体力都还好。但是你知道人迟早会衰老的，这样你会重新面临着一个新的状态。我刚才说我要站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对我来讲可能是危险的，可能是我不熟悉的，但是我感觉当你危险、不熟悉的时候，你可能更注意到所有的细节跟变化，你会更清楚地盯着我们所谓的焦点。

天生不喜欢被人家安排

白岩松：谈到侯孝贤的时候，从大方面来说，大家会说这是一个华人的导演，但是放到华人圈里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台湾的导演，自然离不开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看您的过去一些经历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您曾经撕过两次国民党的党证，这似乎跟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一个平静的、不会那么直接表现愤怒的侯孝贤不太一样，您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种选择，愤怒是从哪儿来的？

侯孝贤：那是一种直觉。我回头去想，我从小接触戏曲，中国古老的演义小说，到后来的武侠小说，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是什么？我的性格肯定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有一点可能是天生的，就是我不喜欢人家安排，在学校自然就是不停地叫你加入国民党，我功课又不好，不喜欢念书，但我姐又非让我留下来！每天都干什么事呢，就是打架！以前和我住城隍庙附近的一群人每天都干这种事。我高中的时候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有一句很怪的名言，和曹操的那句话正好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太浪漫化了，但是相应的我确实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时的我碰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反抗。后来其实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当完兵回来才考大学。我为什么要去考大学？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开始冷静想问题，我出来以后要干吗？想自己什么都不会，我就还是弄电影好了。准备在电影上花时间，那个时候我自己就跟自己这样讲。

拍《悲情城市》没有害怕

白岩松：您年轻的时候会对自己讲，遇到自己不喜欢或者反感的时候会立即表达出来。但是拍电影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您从最初入行一直到现在拍了许多电影，其实处在台湾各方面依然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比如说拍《悲情城市》就涉及到“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编者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为此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

侯孝贤：我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讲过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联性。人成长的过程里面难免要跟人家面对面，我在城隍庙长大的那段时期基本上是这样，我感觉我永远在跟人家面对面。你也许还年轻，没办法想象以前在台湾像凤山这样的地区有多少这种冲突！当我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包括当一个导演，这些事都可能让我不自觉地有一种能量。我感觉这些都是相关的，当我碰到、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陈胤真的小说，看到他描写的白色恐怖、台湾人跟“外省人”，我又看到了很多历史，有些历史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会在无意间感受到或者去挖掘，慢慢累积起来，我确实会有一种愤怒。其实在拍《悲情城市》之前，我就找过陈胤真，要拍他的小说，描写白色恐怖的。但他劝我说，你拍了你到时候被关，划不来。所以等到1988年解禁以后才开拍。本来这个题材拍的不是这个题目，不是这个内容，甚至那个时候起初也不知道怎么拍。我并不会真的害怕。但事后想起来是有一点后怕，因为我假使没有得奖，可能会不同，虽然蒋经国去世了，换人了，但是那个体系还在，你知道吗，这个体系不会一刻就变的，听说后来杨明奎又被抓进去了，那个时候他当监制，以后听说他抓进去后就被调查整个片子的来源。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5）

白岩松：您也知道很多艺术家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够足够开放的时代，甚至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压力，有的时候作品要有相对安全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拍其他朝代的东西、或者说拍一些唯美的东西、把一些想说的话含蓄地说出来，您拍了这么多部电影，基本上跟过去几十年台湾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像讲日据时期的《戏梦人生》，《悲情城市》的“二二八”背景，包括国民党老兵到这儿（台湾），有关原住民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开始拍一些现代的东西，您不知道这里边所蕴藏着一些相对危险的东西吗？您为什么就是要主动去碰它？

侯孝贤：我想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成长，回到昨天，从前的我就种了这个因。你想想看，我从小看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以前拍片非常卖座，也没有受到教训，路很顺，也正好碰到了台湾经济起飞，整个民间（环境）比较松的时代，我感觉不管是教育程度还是别的种种，遇到这样的一个整体社会背景，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比我们靠前一点的，你动一下就被警察抓走了。陈孝其就拍过一个什么《上三》，他正在演戏就被带走了。

热情的人拍出悲情的电影

白岩松：但是跟您同龄的导演也同样不少，他也生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您依然特别坚决地坚守电影本土化，关注台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侯孝贤：这有一个现实的因素，因为我生活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到我拍电影，我发现我其实跟他们不一样，跟我从小的玩伴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跟我小时候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我为什么要拍《童年往事》的原因，第一，你不管是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本人往往有很大的影响。最后这个人的世界观其实是受小时候的环境影响，小时候就形成的。我记得我以前做的，就像《童年往事》里一样，一天到晚往外走，因为我父亲常年生病，他不跟我们接近，因为他有肺病；而我母亲常年忧郁，她忧郁是因为她住过精神病院，有一点儿（精神）分裂，我母亲这里有一条很长的疤。所以其实家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不甘于在家里。人家讲星座的话，因为我是4月座，4月的第一个星座牧羊座就喜欢往外跑，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我后来拍片，为什么我的电影在最后其实都有一种苍凉，有一种悲伤的氛围在里面？可能都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想不通，其实我很热情！我外面朋友一大堆，一天到晚帮人家干这弄那的。好了，我自己回想，我感觉就是我小时候那段历程对我的影响其实已经确立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是对人世的一个看法，所以才会这样。这样来讲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会看到自己，我很清楚拍《童年往事》时整个地看到自己，然后我就会看到别人的不同，才知道他们常年在这里生活，好几代，他们的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没有我这种盲动，这种漂泊的情绪，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有一个距离看这块土地的整个成长，然后你在看这块土地时你就会有一些不平的感觉或者说你感觉一定要出来说一下。

白岩松：在您的电影中，您刚才说了，因为个人的原因，会在您的电影里看到很多悲凉的感觉，或者一种沧桑，但是现在从大的方面回头来看，是您个人的原因还是整个几十年你身边的台湾环境才引起的？

侯孝贤：人是脱离不了环境，脱不了时代的，可能时代的意志在左右我们的意志，就像我拍《好男好女》，为什么叫“好男好女”？以前的革命跟恋爱是一体的，它是很浪漫的，以前有那群向往中国大陆，回去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人的时代，你活在一个时代，其实你无形中就受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影响。你说现在的人他们关注的是自己本身，或者是最跟自己身体、跟自己个性、跟自己所有的外在最相关、密切的这些东西，因为消费时代不停地在提醒你———你要瘦，瘦才是美，你懂我意思吗？人无形中就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说你独立于那个时代的。之后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慢慢慢慢地真正有了清楚的观察，你就慢慢会有一个距离来看待这些，所以常常说当导演其实有两个距离，两个View，就是有第三只眼的意思，你参与其中，但同时又在客观地看待一切。

政治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白岩松：过去在你的电影里，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让人高兴或难过的地方，现在比如说涉及到在台湾岛内一些族群的问题，或者说“本省人”，“外省人”的概念，或者有说不说台湾话的概念，会对您的心情有所冲击或者影响吗？

侯孝贤：我告诉你当然会有，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明白。你知道。你再怎么说别人还是没有办法清楚，还是有情绪性，你没有“归零”，回到原本朴素的价值，明白作为人的根本的价值，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你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就不会被他们（直台湾执政当局）所迷惑，不会受他操弄。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这群人，执政的这群人他们不懂得怎么执政，因为执政是长期的，很难的。你要建制，要把整个制度、机构建立起来。但机制要建立起来是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在你执政期间你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前一阵子不是淹水吗？中南部淹水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台湾省政府废除，“中央”跟地方本来要有一个单位来协调治水，比如说要有一个排水的系统。现在你没有一个整合，以前是专款专用，后来却是统筹款，整个分配给地方，你地方怎么用，随便你。每个人（指台湾当局执政官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当然是做一些比较表面的事情，热闹的事情，没有人要真正做长远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看不到，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的官僚体系（指政府）要做的，你政务官可以不去做，政务官可以有想法，但是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不能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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