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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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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5）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张、桂等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36｝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王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张太后下旨给予兴献王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即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王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王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王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37｝。“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38｝，把孝宗降低到伯父的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的由来，脱离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的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