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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部分（第1页）

的明军，居然从头到尾都压着自己打。

尤其是那些明军的战船，居然有几十门12磅炮，就算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最多只有9磅炮啊！相比之下，自己最大的火炮才6磅，而且总共只有6门！

雷约森百思不得其解，但又无可奈何，如果现在不做出其他选择，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和剩下的士兵肯定会被明军的大炮给埋葬掉，这显然不是他来东方的主要目的。

一个钟头后，彻底想明白的雷约森终于派出了代表，打着白旗走向了澎湖明军的营地，又一个钟头后，在火把照耀下，雷约森带着一群垂头丧气的荷兰兵走出了要塞，交出武器宣布投降。

。

六百里加急报捷送京师：“澎湖大捷，官军所向披靡，重创番船数十艘，毙俘红夷番兵数千，阵缴甲仗旗号山积。今上恩威广布，两广总督慧眼识人，运筹帷幄，福建巡抚定策善谋，都指挥使援应有方，澎湖游击颜思齐、都司颜思海以下身先士卒，临阵顶矢，斩将擎旗……”

荷兰人在澎湖风柜尾要塞的失守，加之远比历史上更惨重的损失，标志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殖民侵占的进程终结。而颜思齐，也正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澎湖游击将军。

原本历史上，福建巡抚南居益的军事努力最终也只是通过谈判让荷兰人撤离澎湖，但明帝国政府却不得不承认荷兰对台湾的占领权，甚至之后没几年，荷兰人依然又卷土重来占领了澎湖。如今和魏忠贤不对路、接替商周祚担任福建巡抚的南居益，算是保住了历史名节。

颜思齐不知道的是，他这次的果断出击，不仅干净漂亮地收复了澎湖列岛，还正式将台湾岛也纳入了明帝国的版图。

他还不知道的是，这次胜利不久之后，朝廷将给自己提改军职，成为“大员参将”，从此他引流民搞台湾拓殖开始公开合法化。

他更不知道的是，郑芝龙会被福建巡抚南居益在卸任前招安，成为新任的澎湖游击将军，驻兵澎湖，把持海路要害。

大明朝廷这一手彼此牵制的手腕用得极为漂亮，两家同样海盗出身的海上枭雄，从此在大陆和台湾海峡纠葛在一起，让颜思齐势力大增的同时，也时刻如芒在背。这一点，恐怕是严晓松都没意料到的。

遥远的北美新大陆的那对蝴蝶翅膀，终于在东方也扇起了一丝微风。

………【第二章　不列颠信风（一）】………

有关历史的不可颠覆的偶然与必然性结果辩论中，我们一直在寻找导致这种偶然或必然性结果发生的某些蛛丝马迹。

不列颠英语民族在近代只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就统治了大半个地球，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场复杂的公式解算过程，中间充满了太多幸运、蹊跷、血腥、算计与阴差阳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列颠民族本身的地域民族性与社会精神，与同为欧洲滨海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兰西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细节。

首先，是人口问题。

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整顿与对外探索求知阶段，大规模的欧洲内部战争的发生频率降低到中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大多数时间里都和平安定的英格兰本土，更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百年的人口增长高峰期。

用现在的科学尺度来看，英格兰自16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似乎没啥了不起，但和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17世纪初，抛开还不属于未来大英帝国政治版图的爱尔兰和苏格兰不计，英格兰本地人口就突破了420万，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

初步兴起的城市化，导致伦敦等英格兰大城市人口压力剧增，各行各业都人手多余。相安无事的生活无法保障，游手好闲的失业者和小偷流氓导致伦敦的监狱人满为患。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始人，约翰。温思罗普在日记里曾抱怨：“所有的村镇都在抱怨穷人们所造成的负担。”

16世纪末开始蔓延全球的小冰河气候。外加国内人口的激增，使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打17世纪初开始，就坚定着英格兰向海外移民的决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名叫马尔萨斯的牧师出版了一本《人口原理》的小册子，阐述了关于人口膨胀和国家经济的矛盾关系，提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理论：

和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必然带来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必然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并进而使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可以是瘟疫，可以是饥荒，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其他……

不得不说，英格兰人在17世纪开始的“高瞻远瞩”的对外大规模殖民活动，让英格兰人未雨绸缪地绕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让不列颠人后裔布满了整个地球。

另一个方面，从16世纪开始萌发的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势不可挡地进入了不列颠岛，打破教会陈旧繁腐的社会约束，寻求自由信仰与思想解放。以清教徒为代表的不列颠新教徒与英格兰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层面。

1603年，清教徒向当时的英格兰詹姆斯一世国王提出了《千人情愿书》。在当权者眼里，太多“自以为是的理念”是不可容忍的。詹姆斯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

高压政策下，清教徒们只能离开家乡。漂泊到荷兰，可惜的是同样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却严格限制了英格兰人的从业范围，导致失望的英格兰清教徒又只能成群结队地迁徙到新大陆寻求建立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移民区。

可以说，在17世纪初的英格兰对外移民行动中，宗教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个方面，大概就是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

公开资料记录。早在16世纪中期，英格兰的国内市场就已饱和，又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的超廉价纺织品涌入欧洲，英格兰人引以为荣的不列颠呢绒等毛纺织品的出口量开始惨不忍睹，国内的纺织产业更是雪上加霜。金融市场陷入混乱，英格兰的经济自“圈地运动”纺织业大发展后进入了衰退期。

不管是排挤他国商人，还是对本国商人实行优惠，再或者又如“回档”一样强制把牧场又还原为农场，限制羊毛纺织品生产，英格兰人从上到下都试图从内部解决问题。

但无论是英格兰贵族还是商人们都深知，只有开拓新的国外替代市场和经济增长点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16世纪伊始，英格兰的国家动员、组织和控制能力，已经明显增强，具备了支持对外殖民扩张的强有力的国家条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家和商人们，从新世界殖民地源源不断地运回大量财富，这种暴发户式的国家发展不能不令英格兰王室羡慕嫉妒恨，有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巨大示范效应，英格兰的对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也就不可阻挡了。

北美和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未及的地区，对英格兰的殖民活动具有多种便利，英格兰人同样指望在那里获得金银矿藏。

英格兰人更看到了北美殖民的巨大潜力，利用殖民者改造印第安人，就会为英格兰提供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