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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第一个发言的，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吴炎武。他说得很激动：“看了小岗，出乎我的意料和想象。我们地区搞的试点，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各方面都给了那么大的支持，结果，还不如没向政府要一分钱的小岗队搞得好，粮食收的这么多！”

谈到小岗粮食的大丰收，吴炎武直言道：“解放前，我家是五河县的大地主，年年都会收个一百多担粮食，今天看看小岗，论收成，可以说，小岗家家都够得上‘地主’了。如果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这么‘包干到户’，我敢说就不愁国家缺粮食，不愁老百姓饿肚子；如果允许这么干，也不要天天喊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再说‘粮食不过纲，书记不好当’了。我看应该准许这样干。”

各位常委也都不无振奋地谈了亲临小岗村的感受。一致认为：大包干到户，比大包干到组，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对农业生产力一次更大的解放，它显然比历史上的那种“包产到户”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会更容易让干部群众接受。

这时候，严宏昌也吐露，凤阳县委书记是支持他们的，曾答应他们干一年看看。王郁昭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代表滁县地委宣布：“县委陈书记同意你们这样干一年，这是对的，我们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不断完善提高。”

严宏昌听了，当即激动地站起来，向王书记和各位常委保证：“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让小岗一年一个样！”

王郁昭也高兴地站起来，拍着严宏昌的肩膀说：“宏昌，我对你说，谁再叫你并，叫你归拢到过去的那种集体里去，你就找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七位常委，找到谁都作数！”

严宏昌不放心地问：“我到时怎么找得到你们呢？”

王郁昭说：“你去人，打电话，都行。”

严宏昌说：“我对哪儿打呢？”

王郁昭被严宏昌的认真劲儿逗笑了，大声道：“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严宏昌忙找出纸和笔，记下了地委书记给出的电话号码。

送走了地委的领导们，严宏昌激动得不行，只感到，憋闷了很久的一口气，舒心地吐了出来；压在胸口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在随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传达了地委王书记和常委们会上讲话的精神。

群情沸腾！

尽管，王郁昭代表滁县地委在严宏昌家里说的那一番话，凤阳县委和梨园公社党委并不知情；事后，地委也未向凤阳有关方面打招呼，但是，这消息还是在农民们中间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本来，就已经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很快也学起小岗村，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将耕牛、农具也分到户，鸡一叫各家各户就忙着下地去自己的“承包田”里抢种冬小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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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1）

然而，王郁昭在代表地委承诺小岗包干到户可以干三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京召开的*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使滁县地委的承诺顿时陷入狼狈的境地。

在头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只是个草案，并且也只是“原则通过”；这次提交四中全会讨论的不仅不再是草案，而且是经全会正式通过了。虽然，正式的《决定》已根据这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对原先草案作了一定的修改与调整，但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依然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央文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不许“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实坚持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直坚持过的农村政策，事情的根源还得从*说起。*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彻底消灭私有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表明：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共产！由此可见，分田到户，这就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共产党人坚持不坚持公有制、走不走集体化道路的一场严肃的斗争。

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的经典著作，还是实事求是地探寻解决中国农村中的实际问题？万里在会上看到正式《决定》的文本时，就像严宏昌后来听到正式传达时一样，十分沮丧。

多年后万里在回忆这件事时，他的态度依然是那样鲜明。他说，一九七八年讨论文件草稿时，他就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两个不许”不符合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三中全会精神，应当不要。但负责起草的领导人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在这次全会讨论正式通过这一文件之前，他又提出“两个不许”是不是可以不要了，他们还是不肯听。为此，他找过*中央秘书长*，郑重其事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文件正式公布时，就把“两个不许”改成了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万里说，这一修改使两者有所区别，比原来发的‘草案’当然是个进步，但本质并没有完全解决。“‘不许’也罢，‘不要’也罢，还都是不让搞，可是安徽已经搞起来了。”

形势的严峻，显然出乎王郁昭的想象。他所在的安徽滁县地区，与江苏省交界，由于这边农村中“大包干”搞得热火朝天，这就引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警惕与惊惧，在江苏的省委常委会上，他严肃地指出：“万里在安徽搞资本主义，我们江苏不搞。我要保持晚节。”会后，他竟专门派出一位常委，亲临第一线坐阵指挥，在两省边界江苏一侧的社队，进驻工作组，严把死守，筑起了一道“封锁线”；还在两省接壤处的村口、路口、田头，竖起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并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2）

当时，湖南省委也曾认为：包产到户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省委则强调：要扎起社会主义篱笆，防止“大包干”的资本主义流毒蔓延。

江西省委为防止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红土地”上的出现，普遍开展了一次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再教育。

更多的省、市、自治区，这时专门把已经成为“大寨县”的县委书记，调到有分田到户动向的县委去当第一书记，以此“以正压邪”……

可以想象，这时已经到处在搞大包干到户的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就等于坐在了火山口上。县里几大班子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对“一把手”暗中支持小岗村存有异见，随着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定》的传达，矛盾很快激化，这时有人挺身而出，为维护中央决定的严肃性，要和陈庭元书记的“资产阶级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了。

迫于这种形势，陈庭元不得不以凤阳县委的名义，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全县各区社党委下达电话通知。要求区社党委带领大家认真学习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并违心地宣布：“在我县不准包产到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天严宏昌正要出门，和来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