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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

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

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

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

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

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

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

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26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

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

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

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

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

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

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

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

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

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

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

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

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

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

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

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

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

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

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