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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2页）

在他们的书稿即将完成的时候，费正清、陶孟和从嘉陵江搭乘小火轮溯江而上，整整四天旅程，11月14日来到李庄镇。费正清是专程来探望这对老朋友的。他们自1935年圣诞节分手以来，直到1942年9月26日在陪都重庆与梁思成相逢，差不多七年时间没有见过一次面。那次相逢，他们激动地握着手达五分钟之久。

他们一进门，费正清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几乎是原始人类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这两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虽然成了半残废，却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全身心地投人工作之中。在他们的病榻周围，是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

费正清望着林徽因，心情十分激动。几年不见，竟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费正清终于忍不住说：“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可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也确实太难了，你们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国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态条件，而绝不是工作。西部淘金者们，面对着金子的诱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设法使自己有舞厅和咖啡馆”

陶孟和说：“还是去兰州吧，我的夫人也在那里，西北地区干爽的空气有助于治好你的病。先把病治好了，再去写你们的书”

费正清也建议林徽因去美国治病，他可以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林徽因说：“你们住上几天，也许会有另一种看法。”

后来，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满怀深情地谈到当年去李庄访问徽因和思成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原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首先是佣人问题。由于工资太贵，大部分佣人都只得辞退，只留下一名女仆，虽然行动迟钝，但性情温和，品行端正，为不使她伤心而留了下来。这样，思成就只能在卧病于床的夫人指点下自行担当大部分煮饭烧菜的家务事。

其次是性格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而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

费正清因感冒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庄写的诗给他与陶孟和读。

让他们惊奇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林徽因居然还洋溢着诗情。

费正清退烧以后，林徽因、梁思成陪他们去外边散步，费正清对这川南小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林徽因说：“中国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我有个设想，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要对江南民居作一番详细地考察。”

费正清说：“林，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事业在中国，你的根也在中国。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参观傅斯年位于僻静寺院的图书馆之后，费正清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了来自美国南达科他州斯宾克县的传教士詹森博士，尔后与陶孟和重登小火轮返回重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8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好像陷进古井里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阳光。可是梁思成当时不在李庄，在重庆正与两位年轻的作家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

林徽因庆祝的方式是极其特别的，她拖着病骨支离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四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回到李庄镇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宝宝和小弟朗诵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宝宝和小弟看到将要随父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平了，也雀跃起来。

随着“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他们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静起来。

然而，林徽因看到和听到的消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虽然日寇已经投降，可是歌乐山上空依然是战云密布，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

1946年1月，她从重庆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

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灼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在这同时，林徽因为另一桩事心情一直很沉重。营造学社经费来源完全中断，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刘敦桢与陈明达已先后离去，留下的也人心散乱。梁思成觉得，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营造学社同仁数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系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战后最需要的是培养建设人才。

他们一家商量着，先到重庆看看病，再到昆明会会老朋友，建议西南联大负责人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搭乘史语所一辆去重庆的汽车，一大早就上路了。去之前，史语所的朋友们劝她：“林小姐，还是到协和医院去治疗吧，重庆毕竟不是北平。”

到了重庆，她大部分时间呆在中研院招待所里，那时费慰梅来华在美国大使馆当文化专员，继李庄相会不久，她们又第二次在重庆见面。费慰梅有时开车带她到城里去玩，有时开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小弟，有时开车到美国大使馆食堂一同就餐，有时到她和费正清刚刚安顿下来的家里小坐。在重庆，费慰梅还请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大夫里奥。埃娄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