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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4部分（第1页）

原意是让他回来担任军事参议官或者是朕的侍卫长的，现在就让他出任陆相吧”

这本来都是近卫文磨和裕仁天皇捏好的，到此算是唱完了双簧戏。

之所以会有这种人事变动，主要原因是裕仁天皇、近卫文磨、闲院宫载仁亲王都看清了侵华战争是一个泥坑的现实，要改变政治策略了。必须得搬开杉杉元、寺内寿一、畑俊六这三个主张速战速决的军中巨擘，以免他们反对。

其实，寺内寿一、畑俊六都已经看到了对华战争不可能速胜。寺内寿一还给天皇发了密报，陈述了政治军事并重、诱降蒋介石、重点打击八路军的想法，与天皇和近卫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也可以说，裕仁天皇和近卫首相的想法就来自于寺内寿一的密报。只是不知道近卫文磨是要报复寺内寿一还是天皇想保护寺内寿一，竟然尿到了一耳光壶里，想到了以杉杉元来代替寺内寿一。

到了这个时候，杉杉元只好灰溜溜地磕头谢恩，准备御前会议结束后就回去交接工作。

近卫文磨开始奏报了。

据近卫文磨统计的数字，开战以来，除了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实施了两次军需动员，共动员4000家民营工厂生产军需品，但均未达到军方需求。特别是华北作战，损失犹大，都已经不是补充的问题了。每一次战后都等于重建部队，从军装到武器弹药和车辆装备、战马，都得重新配备。截止到武汉会战结束，整个军费开支达到了130亿元的令人吃惊的高度。这130亿元中，60来自于发行公债。巨大的战争消耗，损害国内经济。目前日本进出口总额下降，黄金储备减少，电力不足，粮食减产。最可怕的是，由于军工的畸形发展，刺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针对这种情况，近卫文磨奏报到：“内阁一致认为，武汉会战取得的最大战果，是将蒋介石国民政府由中国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八路军的崛起严重影响了对华作战的顺利进行；速战速决战略已经失败，单凭武力不能征服中国”

裕仁天皇问道：“首相阁下，既然内阁已经得出了结论，有无良策呢？”

到了这个时候，近卫文磨终于亮出底牌了，只听他胸有成竹地说道：“陛下，内阁研究后认为，今后对华作战，必须改变战略。把单纯的军事进攻转化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进攻方面，两个方略。一个是诱降中国第一流人物，组建有号召力、愿意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中央政府，反共、反蒋，在国际上孤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促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或崩溃，实现对华作战的和平解决。另一个是改变过去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强硬立场，诱降蒋介石，以反共为旗号促蒋与我们谈判。总的策略是以华制华，分化瓦解中国的反日阵线，促使中日战争走上政治解决的轨道。军事打击方面，在华中、华南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采取守势作战，以保守占领地为原则，集中力量打击华北之八路军和华中之新四军，开展大规模的华北治安作战，将共产党势力消灭在华北。最理想的结果是，形成大日本陆军与蒋介石部队、阎锡山部队联手进攻共产党部队。”

裕仁天皇两眼放光，当即指示近卫文磨把日本政府的善意向全世界公布，责成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负责，根据新的战略方针制定对华作战指导意见，下发前线各部队执行。

御前会议结束后，比历史上的近卫第二次声明整整晚了20多天，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全文如下：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第六二一章　南岳军事会议

就在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的同时，比历史上整整晚了四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1月29日在南岳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七战区、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地方长官和其它战区长官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乘飞机赶到了衡山，参加了会议。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主力一部沿粤汉路追击，在11月中旬攻占了岳阳。蒋介石担心日军直取长沙，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长沙实行坚壁清野，不能让一粒粮食、一种物资落入日军手中。

这也是蒋介石受刘一民的影响，受八路军攻占济南的影响，同时也是从武汉会战后期看出了小鬼子能量有限，没有再搞什么焦土抗战，放火焚城。不然的话，真要象历史上那样下令焚城，长沙古城就会毁于战火。

结果，日军攻下岳阳后竟然停止了追击。蒋介石这才完全相信了刘一民在徐州说的话，日军力量不够，气势已竭，中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

当然，蒋介石不说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而是两个时期。这不，在开幕式上，蒋介石作的训词中把抗战战略和政略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岳阳失守为第一时期，此后是第二时期。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在第一期抗战中，我们虽然遭受了挫折，但层层抗击，消耗了敌人。第二期抗战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总的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可能是被八路军收复济南的战果刺激，也可能是被连续公审五个鬼子中将的轰动效应刺激，蒋介石的脸色很好，眼睛也黑亮黑亮的，宁波腔听上去也显得很有韵味。

在蒋介石眼里，日军的作战特点非常鲜明：“一，敌军官兵进攻时能勇往直前，不顾前后左右之攻击，有誓死达成任务的坚决精神；二，敌军战场纪律极为严肃，令行禁止，毫不松懈；三，其作战手段极其残酷，不仅对敌、对自己也同样如此；四，各部队、各兵种，均能纵横联络、密切协同、结成一体；五，敌军官兵忍苦耐劳能力不亚于我军，等等。”

对比于我军的建设，蒋介石指出：“一，军人必须铲除‘麻木不仁’、‘偷生自私’之恶习；二，部队长是建军的重心，军官必须谋求学问技术，无论党务、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地理、科学都要多研究；三，全国军队要分为三期轮训；四，各级军官要按级召开军官会议，监督此次大会决议之彻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