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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过度紧张。到此时，我才陪起笑脸，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说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在车上，他们也就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已见惯了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大叫起来：“哥，你怎么把吃剩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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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1）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稍事休息后，我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就强多了。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曾去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当地的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则跟着我的秧排插）的。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很多人。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速度的关键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先训练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时，也就看到我那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本是午饭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后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先已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就去干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知道要去看病了。由于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恶心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队医务室，又找到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稍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被乡下人公认为最好的医师。

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要注意营养，多吃些腊肉、鸡蛋等。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顺便去了医院验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翻出医学手册，找到了对肝炎病的形容：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这与我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确症为肝炎，我无法再抱侥幸心理——我患上了传染性肝炎。

那时我已知道，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诊，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