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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刘爱民：寻找久违的柏杨

柏杨老先生是大陆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他成为了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现代鲁迅”。在大陆已经多年不见他的新著了，他还是20年前的那个柏杨吗？我们怀着好奇驱车拜访柏杨。

马路在山清水秀的山谷间蜿蜒，我们却找不到柏杨所住的“揽翠大厦”，正可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下车后环顾四周，连一个行人都见不到。在原地转了三四圈，才见到远处有一妇人领一小女孩走来，赶紧上前打听哪一家是10号，可偏偏人家听不懂，回答过来一大堆英文。敢情是一菲佣？我无奈地对白岩松说：“人在深山无人知啊，上哪儿去找柏杨？”不料一听“柏杨”二字，那妇人立即回头用英文道：“他是我家老板！”哇，竟如此之巧，我们都叫起来了。

在这位菲佣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走进了柏杨老先生的家门。85岁的柏杨一头银发，说话虽慢但头脑仍就敏捷，带着我们从他的书房开始参观，接着是夫人书房、孙女房间、客厅，一一领着我们看个够。最让我们注意的是放在客厅里的一个有机玻璃罩着的模型，这就是他坐牢的地方———著名的台湾美丽岛监狱，柏杨先生在那里边关押了9年多。柏杨先生对那段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说一共关押了9年零283天。我们问：“您书上不是说关了10年？”他说：“我要把苦难说得长一些。”

柏杨

原名郭衣洞，1920年生于“一个位于太行山东南麓的荒僻小县”河南开封，1948年移居台湾，虽鬓毛已衰，但乡音无改，仍有河南口音。

柏杨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他在1968年1月3日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一个水手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水手说：“爸爸我也选总统。”水手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一经刊载，立即引起全岛轰动。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减为8年，刑满后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一共在绿岛度过了9年又26天的铁窗生涯。

柏杨：只有中国强我才会开心（3）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历史年表》、《皇帝亲王皇后公主世袭录》三部巨书，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出狱后，柏杨痛心于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一系列杂文。书中，柏杨将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喻之为“酱缸文化”，对“脏、乱、吵”、“窝里斗”、“明哲保身”等丑陋现象给予痛斥，在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2003年，柏杨再次拿起“手术刀”推出最新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剔除国人的丑陋，惟有寄希望于尊严地生活！

他用白话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风行世界华人圈，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读这本书。柏杨自称为“老庄稼汉”，称对书桌和纸墨就像一个无限忠实于土地的老汉，只要活着，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转转。他共出版过100多部作品。

柏杨的婚姻经历坎坷丰富，有过5个妻子，绿岛出狱后，结识小他20多岁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张香华，以一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你”的古老情书开始，最终与张香华结婚至今。柏杨子女分散在台湾、陕西、河南、澳大利亚各地，柏杨1998年之前去过三次大陆，目前夫妇二人独居台北，日常生活由一菲律宾籍保姆打理。

你的心酸，我的心碎——白岩松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柏杨，虽已年近80，但黑发依旧，行动敏捷，看不出太多的老态。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如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仿如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不同，当我走进柏杨的家，第一眼就看到他，方发现他头发已经全白，站立起来显得困难，对一些事也时常健忘。毕竟岁月不饶人，柏杨老了，已是85岁的老人。这个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看着一个你熟悉的人正在老去，诗人也许会生出诗意，而对于我，却只有无可奈何地心酸。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当柏杨开始畅所欲言时，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言谈话语之中，让你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说杂文无用，因为其中有太多偏激的语言，说这样话的柏杨是希望真正的建设与改变；而当说到故乡，柏杨的一句话决不亚于余光中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返乡吗？还有他的不快乐，甚至一生都没有快乐……突然就会让你感到，这过去的一个时代，实在赋予几代人以悲剧的命运，即使时常微笑，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之中短暂的转折。

只有在谈到夫人与爱情时，柏杨才回到了轻松与幽默之中———有的时候，老天爷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东西，就会补偿你一些。爱情于柏杨，就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1）

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候孝贤

白岩松：《最好的时光》这个片子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陆的影迷已经比较熟了，因为大家会关注整个嘎纳电影节的情况，都知道侯导带着这样一个片子去参加这样一个电影节，觉得侯导应该会获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

侯孝贤：其实我参加影展许多次，非常多。从20年前，每次去你都会感觉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找的评审是谁，这个人会决定什么样的片子会得奖。像嘎纳电影节的结构是这样，基本上每年要找一个评审团主席，这个主席可以决定4到5位的评审，其他（评委）是大会提供的，当然（评委）一定是基数，比如说11位。电影节每年找评审团主席的时候都会调整它的方向。嘎纳电影节本身会有一个标准，或者说（要知道）方向到底是什么。第一就是观众绝对普遍能够接受；第二就是要有它的艺术性。这两者都要兼顾才行。我的片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入选嘎纳）呢？从“戏梦”（指《戏梦人生》———编者注）开始？当然“戏梦”有得嘎纳评审团奖，但是从《戏梦人生》以后，我一直是走的是实验性的道路，所谓实验性，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挑战，不想拍同样的风格，所以一直以来就好像永远不太可能得奖，因为我的电影跟观众是有一段距离的。

白岩松：现在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了名声、影响力，您还觉得坚持是最重要的吗？还是您自己脑海中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侯孝贤？

侯孝贤：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到底你的底线在哪儿？你的能力、你对事物的看法、对整个人的世界的这种理解，种种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所以（改变）基本上很难，非常难。所以到这个年龄想回到过去拍年轻，不可能！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你虽然知道，但是你的眼光是我们年龄的眼光，跟年轻人本身拍完全不一样，这就像以前年轻的我们拍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拍的片子是很清楚的。怎么讲呢？你照自己的秩序，在自己的这条路上走了那么久，在这样的年纪还应该照自己的想法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就是可能从形式上或内容上不一定从哪个方向上去实验，要给自己找一个挑战或者限制。

艺术、商业、主流的协和

白岩松：我看到您身上其实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比如说您刚才说了，嘎纳影展会建立属于嘎纳自己的一个标准，一方面是艺术的标准，另一方面是最大的市场反馈和观众的广泛接受，可是您说您更偏重于艺术和实验性，我注意到在金马奖的颁奖过程中您多次在和媒体谈，希望很多导演关注市场，做商业的，主流的东西，为什么这种看似矛盾的话在您身上会同时出现呢？

侯孝贤：没有，这本来就是这样，并不矛盾。一个正常现象就是一个地区，主流电影一定要蓬勃，你才有余力去支持所谓的艺术片，因为艺术电影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是要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个产品需要改良，需要研发，需要再实验。艺术电影基本上都是研发性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这样实验性就会比较强。当实验产品生产出来，感觉新的方式非常不错，它就会跑到主流里面，一个正常的电影工业应该是这样的。在台湾，新电影的兴起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当时基本上所有的（台湾）电影票房都很惨，这时候新电影（80年代初兴起于台湾的一个电影流派，侯孝贤是其代表人物———编者注）起来了。新电影基本上是艺术电影，首次反省台湾社会，可以说等于许多观众的成长过程跟生活经历的浓缩。所以新电影基本上并不是主流，有人误会那是主流，其实是错的，他们没有理清这其中的区别。主流市场一定要健全，你才会有余力，艺术电影才会起来。不然的话，光有那些电影，观众是不会接受的，一般的观众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嘎纳影展的评审成员年龄越来越低，我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