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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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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5）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来说服自己去理解那种客观的环境。孝慈他是比较内向的，他常常压抑，我知道他常常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晚上我听他唉声叹气。他比较内向，这个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血压很高，后来在北京出事了。

白岩松：其实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让大家相当惋惜的现实，因为如果从蒋家来说，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再下来是第三代，从经国先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跟方良女士育有孝文、孝武、孝勇，跟章亚若女士有您和孝慈。但是非常不幸，这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都不到60岁就走了，现在等于说这五个儿子当中，您一下子所要承担的使命就非常多，这是否也是您特别想把这个姓改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孝严：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坦白的说，我觉得应当要去承担责任，而不要去逃避它。我改父姓，从父姓是在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在蒋家有强烈光环的时候，我一直想让朋友们知道，我改父姓不是要从蒋家得到什么。蒋家现在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当“总统”，没有人当“主席”；在经济上面，没有任何的遗产，没有任何的财力。

我所承担的就是蒋家的责任，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代五个兄弟里面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承担责任，我日子可以过，我甚至可以到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深研究员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我要选择比较辛苦的方式，你比方说改姓，认祖归宗，这都是十分辛苦的过程。2000年以后国民党不执政了，我还要来选“立法委员”，还选两次，台北市南区北区我都要选，这是辛苦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他过的是生活，而没有活出生命。应该不是单单一个生活，生命也要活出来，英文就一个字Life，但是我们这个Life中国人可以翻译成生活，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如果你选择过生活是很容易的，可一个生命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比如说蒋家的责任，这是我的生命里面所承担的，跟生活没有关系。

白岩松：从第一代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一直延续到现在您的身上，有人也会用“蒋家王朝”这样一个概念形容。这在台湾依然会带给您一些政治遗产吗？

蒋孝严：我相信会有帮助，可是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也起了变化，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能是一个正面的遗产，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些人的话不要去做权衡，基本上责任我要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资产，你都要承担起来，这次我在改父姓的时候我都经过一些思考，而且我要叫我的孩子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有一种很正确的观念，我小时候给他们观念，我说一个人不是单单赚赚钱如何如何，你对国家也要有观念，这个是我对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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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6）

白岩松：如果过去从您的这一个蒋字再看上面的时候，看爷爷、看父亲、看祖母、看继母等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无法相见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但现在您是长辈了，面对蒋家的第四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您怎么样？他们对您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蒋孝严：我也不能说我是长辈，事实上我的同辈还有好几位，包括大嫂，蒋徐雷谨女士也在，最近她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时不时有联系，偶尔打打电话，见见面，处得蛮好。还有纬国先生的孩子少刚先生我们处得也很好，还有孝勇的太太，方芝瑜女士也还在，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蛮好的，孝勇第一个叫我哥哥，他们在加拿大，我还去看他们。

白岩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蒋孝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到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到1990年以后那段时间，政治上起了变化，就稍微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了。我对他们都蛮尊敬的。但是我们来往不是那么密切，我总有一个期盼，大家能够经常多在一起，走动走动总是比较好的。可是当然有一些社会现实，一些政治现实，一些生活上的现实，你不能去强求。

白岩松：我看介绍的时候说蒋家的第四代从商者多，从艺术者也多，比如说您的女儿等等，但是从政者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孝严：也未必，他们现在从商，也未必说他们将来不能从政。我的一个孩子现在在念法律，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到美国去之前，在政大（台湾政治大学）念外交，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他考外交系，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考外交？你不要以为外交官很风光等等，有辛苦的一面，他说爸爸我不是要去享受外交官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真正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说好，那你就去考。考了以后，到第二年，我说你单单念外交不够，你要念法律，所以他在大学是双修，五年拿两个学位，之后很快就到美国宾大（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