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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部分（第1页）

便也到香港去，随侍师门，按日到杜公馆报到侍疾，一如往昔。

戴笠初到上海，便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尽情污蔑。杜月笙和吴绍澍的师生之谊，戴笠肚皮里一本账清清楚楚，他爱重杜月笙，兼以义愤填膺，忿懑不平，着实发了大脾气。他认为杜月笙功在党国，理应受到全上海人的尊敬，殊不料让他自己的学生子打得这么样凶法，戴笠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换任何人都要知所警惕，不寒而栗。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将黄浦滩捏牢，莫说是戴笠，卽连若干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当时上海市长钱大钧，接到重庆中央的电令，嘱他早日恢复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最好是敦请高风亮节，东南人望的革命元老陈陶遗，担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一席。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迫使杜月笙深居简出，免生是非，杜月笙的势力乃在黄浦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却是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无一人能使上海定于一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是他积数十年之奋鬪努力，广结人缘，所得到的。杜月笙数十年里无日不放交情，无日不甩钞票，方始渐渐的泥多佛大，水涨船高，他在黄浦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而吴绍澍尽管身兼六要职，将上海权力机构兼容并蓄，全部通吃，他固然炙手可热，势莫与京，但是老上海晓得他的底细，他越打击杜月笙，杜月笙越是闷声不响，逆来顺受，便越发增进上海人对杜月笙的同情，与乎对吴绍澍的鄙夷。人心向背，一消一长，吴绍澍天天乘坐保险汽车，前呼后拥，扬长而过，上海人和他之间的距离便无形中越来越远，一时乃有「好官你自为之，要我支持休想」的敌意存在。于是，吴绍澍步步登高，老百姓敬而远之，他要钱没处要，要人凑不齐，一应庶政，进行得疙里疙瘩，毫不顺利，天长日久，他也难免发急，直到这时，吴绍澍开始憬悟，政府与民众之间，桥梁确实是相当的重要。

邵式军案眞象大白

徐寄庼出任上海临参会议长，并未能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间的桥梁，而吴绍澍对杜月笙的攻势，却变本加厉，日趋尖锐，他所剏办的「正言报」，从新闻以至社论，箭头无不瞄准其所谓的恶势力。吴绍澍处心积虑，他要打倒杜月笙，其人的行径在江湖义气上来说是「欺师灭祖」，犯的是最严重罪行，就立身处世而论亦系「忘恩负义」，宜乎为社会所不容，卽以国家民族立场言之，杜月笙布衣报国，功勋昭昭在人耳目，吴绍澍挟其政治力量尽情打击，尤属「亲痛仇快，令人齿冷」之举。借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目空四海，不可一世的吴绍澍终于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嫉恶如仇的戴笠手里。

胜利后黄浦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居然被他逃过封锁投入中共的新四军効力。如所周知邵式军之豪富远在周佛海、梅思平诸逆之上，他的亿万家财，决无可能随身携带，那么邵式军的庞大财产究竟到那里去了？唯一可疑之点是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系由吴绍澍接收，而且自兹以后，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则也是吴绍澍。

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说她家里的古董字画、名贵家俱、奇珍异玩，和皮毛衣饰一概都不要去说它，光只满载金银财宝，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四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四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历历开列「家财」，巨细靡遗。根据她所开的单子，四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几多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尽装日本老头票，和为数极钜，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不禁大喜，接下来，再问邵式军太太一个极关紧要的问题，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终于坦白吐实，那是有「交换条件」的，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甚么呢？邵式军决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刼收」了多少的眞象。

戴笠获报赫然震怒，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干员毛森等澈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四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三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涓滴无存，第四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清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迭迭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卽此一点可为明证，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赀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戴笠职务所在，责有攸归，于是他列举证据，呈报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批示迅卽来到：严予查办。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坍了」，吴绍澍高高的置身云端，竟会一个觔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遶杜美路而过；天天降尊纡贵，到杜美路求见戴笠。义薄云天的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出呜啦，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方始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的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完吴绍澍的哀哀上告，苦苦求情，吴绍澍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光这句话便使戴笠火冒三千丈，他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子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中央电令不旋踵而来，先是免了他副市长的职务，继则罢黜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痛失知己一场大病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杜月笙如中雷殛，呆若木鸡，他定定的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连眼睛霎都不霎。

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各人都吓坏了，大声的喊他，轻轻的摇他，人多口杂，乱糟糟的一片喧哗。终于，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直哭得热泪滂沱，咽不成声。时届五十九岁的杜月笙，这是他生平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号啕

哭过以后便继之急喘，剧烈的咳嗽，一时但见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俱，脸孔胀得绛紫，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熏烟、灌药，一概不生效，不停的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坐卧不得，沉重深切的悲哀，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

就此生了一场大病，日日咳，夜夜喘，呼吸方平顺些，想起「雨农兄」又是痛哭流涕，椎心刺骨。他说戴笠和他不但是好友、拜把兄弟、并肩作伴的伙伴，尤且是生平唯一知己。对前来探疾慰问的朋友，杜月笙总是热泪盈眶、呜咽啜泣的说道：

「我哭雨农兄，不但是为我个人失了平生知己，我也为国家民族在这种时候，竟失去了雨农兄而伤心难过！雨农兄一死，共产党又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了啊！」

胜利后上海物价逐步上涨，加以共党新四军在江北大事骚扰，和进剿国军连年鏖战，食米来源，于是大感匮乏。三十五年春季，上海米价扶摇直上，涨得五百万市民，莫不叫苦连天。恰巧当时万墨林因为他家素营米店，他开的那丬万昌米号，规模之大，允称全沪第一抗战八年，他又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功劳，益以杜门总管，牌头甚足，因而便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