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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此后，邪党官员怕他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在名誉上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万历邸抄》）。“入党”一词，大概就发源于此。东林党在这件事情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继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1）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帝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的。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200多年，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的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大活人，所以就有了第二宝——祖制，是自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箍咒那样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因为批评的机制在，为批评而设立的官制在，谁也不敢把它取消了。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皇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地出来工作，他就要听廷臣对他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和评价，这不过是皇帝对胡乱批评的一种惩罚和制约，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来暗箱操作。

正因为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如果想逐渐控制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们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呀！

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为政治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民主，也要讲个资格与程序。

然而，所谓公正的历史，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的细部组成的。客、魏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大大的幸运，却接二连三地找到了他们头上。

首先是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不奇怪。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就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比他还强，与天启帝的渊源比他还深，而且又识字，记忆力还在他之上，但客氏不幸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宇宙中有一些规律，是雷打不动的，就叫做“宇宙定律”吧。“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的永恒定律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是在明朝的内廷，赤裸裸的就是个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这里择其要者，先来说说他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人，入宫的时间很早，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心腹太监李进忠（这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多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于李选侍心腹，但本人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儿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客氏的船上，咸鱼翻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要比魏忠贤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了解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知道他已经将罪责推给了另外那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李进忠杀了灭口算了（杀没杀无考，但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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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2）

到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季，三人密谋杀王安，客、魏送给了王体乾一顶内廷最高的官帽（因魏忠贤不识字，所以不便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新船上终于站稳了，王体乾从此“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明史》）。

魏忠贤找到的这个帮手，相当称职。古代操纵政权，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不然奏疏都读不下来。在“阉党”中，给魏忠贤拿主意的，就是王体乾和李永贞。碰上需要皇帝亲笔改动内阁票拟的时候，就由王体乾一个人面奏，告诉皇上怎么改为好。

王体乾对魏忠贤始终忠心不二，在司礼监的文件上，年月之下，是他和魏忠贤的名字并列第一排，第二排才是其他人。

他实际上是“阉党”的重要谋主，在皇帝前面口述文件内容时，指名道姓，滴水不漏。魏忠贤完全是通过他来左右皇帝的意愿。人有多阴险，主意就有多阴险。在震动朝野的杨涟事件、万燝事件中，这家伙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而且还建议天启帝恢复廷杖，说他万恶不赦一点儿都不冤枉。

第二员大将，是李永贞。他是通州（今北京通县）富河庄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史载他“性贪好胜”“贪愎猜险”。5岁时自行阉割，估计是老爹早就想让他当宦官。可是到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