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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恶人必须遭到报应。这绝非徒然给好人无谓慰藉的宿命论，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若非这机制，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怎么报应？现实中许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恶之人干了坏事，却有权有势、花天酒地，好处全都归了他们。的确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丑恶之徒似乎比谁都活得好。但是大家却不曾注意过，没有一个坏人能够终止作恶，捞一把然后安享所得，过一种从外在到内心都是体面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要不断作恶，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恶来维持他们不正当得来的一切。这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最初愿望的。作恶之后，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说，一个入室窃贼，被人发现，如有可以安全逃窜的机会，他一定选择逃窜；但往往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遭窃的事主或出于本能，或出于气愤，总会想阻止他逃掉，这时，窃贼极可能作下更大的恶，例如杀掉事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分析一下，结论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是为了安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一个入室窃贼如此，一个拦路抢劫者，或实施强奸者，或一个贪墨弄权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恶有自己的连锁效应，如滚雪球。大多数作恶之人，开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罢手不干，带着作恶的成果悄悄过好日子去。但天底下岂有这等美事？恶无法指望善的荫护的羽翼，恶只能寻求恶的保护。人一旦作下恶，就只好加大作恶的力度来保全自己，用大恶来化解小恶的危险。受贿一百万的人，一定会继续收贿并且同时变成行贿者，收更多的钱，来收买跟他一样的同类，巴不得身边的人都变得跟他一样坏，这样他就安全了；于是，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唯其如此他才能将那最初的一百万带给自己的危险处境对付过去。很多人以为这是这些作恶之人欲壑难填，实则他们更多的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要作了恶，就会永受这种惩罚，罚他们不得停歇地把恶一直做下去，最初的恐惧被无限放大，一辈子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样作威作福，他们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那些贪黩的大官，被挖出来后，当着摄像机镜头一个个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很多人觉得是做戏，我却认为这是他们内心感受的真切流露，因为那的确不是人过的日子。人类社会为了能够健康有序地延续下去，终究不会，也不能给这种人好日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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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6）

眼下，这位永乐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恶后的恐惧中，也不能忍受梦魇般的纠缠。他也跟每个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样，特别希望“从良”，回到社会公信的尺度中来，做个有名誉的人，让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当的、他理该得到的一份。

一些事，袒露了他内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

先焚毁历史，然后伪造历史。朱彝尊讲过一句话：“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53｝为什么？禁毁甚严，又大加篡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没。《明史·王艮传》提及：“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54｝“封事”就是奏折。“缙”即建文旧臣解缙，他归附朱棣后受到重用。就是说，朱棣向那些归附他的建文旧臣出示这一千多件奏折，除议论国防、农业和财政的以外，统统烧掉。他是极伪诈的人，表面上用这一手来释放那些归附者的不安，实际目的却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一石二鸟。他以为，把过去留下来的一切这类关于他的议论，抹除干净，就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窃据的位子。

这样的“形象工程”还包括：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朝这段历史———他的说法是“怀疑怨谤”，犯此罪者，“事发族灭”｛55｝，将处以最高的惩治。这可不是说着玩儿吓唬人的。有个叫叶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这种惩治，“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56｝。

将真相的传播加以禁止以后，还需要再编造假话。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只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较满意。明代诸帝实录，均由继任者负责修定前任的事迹，朱允炆已经修过《太祖实录》，但朱允炆搞的东西，自然靠不住，必须重来。目的有两个：一是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删减干净，二是添加直至杜撰对朱棣涂脂抹粉的内容。当然还有一点，由他朱棣来修《太祖实录》，等于否认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两次重修后的《太祖实录》，朱允炆被批判为数典忘祖、奸恶浊乱；实在不能丑化的，例如建文时代良好的政绩，就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让它们蒸发掉，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而一切涉及朱棣自己的地方，不止是丰功伟绩、高大完美，也不止是凭空吹嘘（如《奉天靖难记》所谓朱棣出生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这样的鬼话），尤有甚者，他不惜在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问题上也撒下弥天大谎。

关于朱棣的生母，《明史·成祖本纪》写道：“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这说法，首先由朱棣授意在《奉天靖难记》中提出来，再写入篡改后的《太祖实录》。清朝初年，官方修编《明史》，不顾历来的许多疑问，将《实录》的这套说法全盘接受。殊不知，历史的本质是透明的，天王老子也难一手遮天，就算一时勉强遮住，其实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终究会露出窟窿。其中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窟窿，是《南京太常寺志》中记载，在南京旧太庙，供奉着一位妃的神主（牌位），上面明确写着是她生了第四子朱棣。｛57｝这一说法曾由明代的一位野史作者潘柽章在其《国史考异》中披露。《南京太常寺志》是一份官方文件，现在虽已亡佚，在明代却不止潘柽章一个人见过，至少还有一个人，即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名士何乔远也见过，他很谨慎地写道：“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朱棣】为妃所生，而《玉牒》【指《天潢玉牒》，成文于永乐年间，载述朱氏皇族谱系】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何乔远话虽说得含蓄，但由于《天潢玉牒》大拍特拍朱棣马屁，臭名昭著———此书居然声称懿文太子朱标“为诸妃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二人的生母是马皇后，所以，连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斥之多为“当时谀妄之词”、“与史实不符”———他提出应该允许《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存在，“以俟后人博考”，意思明显认为后者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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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7）

不过，无论潘柽章还是何乔远，都只是从《南京太常寺志》读到相关记载，本人毕竟无缘亲见妃神主，所以向来大家也不便轻信。

但到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终于有了直接的目击者，他们是礼部尚书钱谦益、大理寺左丞李清。他们都读过《南京太常寺志》，但事实究竟如何，连以博闻著称的钱谦益“亦不能决”。但在弘光元年元旦这一天，乘祭祀之机，他们终于开启孝陵寝殿，发现妃神主确在，且一切均如《南京太常寺志》之所云———李清的原话是：“及入视，果然。”｛58｝《三垣笔记》清代一直被禁，清末才重见天日。它的证词让史家大为兴奋，孟森先生称，朱棣身世“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

不过，我在读张岱的《陶庵梦忆》时，意外发现，早在钱谦益、李清之前，就有目击者，而且时间早两年，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七月。目击人一个是张岱本人，另一个是当时主掌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宣。朱主持祭典时，张岱随观，得以见之，他写道：

壬午【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近阁下一座，稍前，为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高皇后】妊为己子【对外宣称自己所生】，事甚秘。｛59｝

不知为何，这条记载孟森先生不曾注意到。

关于朱棣这样干的目的，孟森先生的分析是透彻的：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明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60｝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心中有鬼。

这“鬼”，就是自知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又无勇气独自在黑暗中去挣扎，还想把黑洗刷掉，仍然回到光明的世界，做一个见得人的人。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朱棣厉不厉害？应当说很厉害。只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这是一个能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正义的，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弯弓射大雕”的豪气一下子走向小偷小摸，连自己的亲妈也不敢认了。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就是可怜巴巴地向人间公信力低头，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去除，不能洗刷；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一个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从富且贵的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地享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

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的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此工程极为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工。规格也高得很有些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也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可以享受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大报恩寺对朱棣是有特殊意义的，绝非普通的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但民间历来的说法，都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是出于对生母妃的赎罪心理，所以在当地人口中，大报恩寺的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俗称“妃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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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8）

事情没完，只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道是：“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62｝“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繁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世纪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会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他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的了。

恶之花一：精神戕害

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夺政权，自立为永乐皇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秦始皇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流传。这样，秦以前的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其余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的当初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的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之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例如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打得一塌糊涂，耗去太多的精力和财力，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的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统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的作用虽然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但其主观出发点，其实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与秦代的专制暴政不同，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政一事，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天下百姓白白品尝离乱滋味。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更刻意与建文时期反其道而行，对朱允炆实施的各种明明从士大夫至平民阶层都广泛表示好评、认为是利国惠民的政策，加以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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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19）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