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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张太雷最后说：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第六部分：聚首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正是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见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的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十三页，用德文写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之中！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警察的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分别于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五月十八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原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六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六月三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一二四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G类一五六（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二三四九，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三十二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