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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号：“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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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

1958年成了“大跃进”年代。“意气风发”的毛泽东，频频出巡，在各地接连召开会议，为“大跃进”鼓劲。胡乔木也随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

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

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

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