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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　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　Ernardino　de　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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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3）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传说在哥伦布之前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过来到达墨西哥海岸，得到哥拉斯（Coras）—一支优秀的那亚里特（Nayarit）民族首领的热忱接见。我开始从博物馆的收藏中寻找有关材料，起初的过程是冗长且收效甚微的，接着我碰巧见到了“尤卡坦亚麻布”（lienzo　de　Jucut嘽ato）—19世纪在同名的村庄中发现的那幅油画。

亚麻布画由35个方块组成，其中的30个大小相同，每一个方块讲述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场面是人们从一艘船上登陆，在他们前面跑着一条狗，狗的尾巴与众不同地在它的背上弯成弓形。从狗的体形、大小和步态，尤其是它那非常奇特的尾巴上看来，非常像中国的沙皮狗（shar…pei　dog）—最初出现于广州的一种猎狗，对于那些贫穷的广东人来说，这种狗对主人和他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帮助。（7）那群人中，至少有一人骑在马上，马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一匹马也没有。从船头出现的首领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同样的服装格雷长官Governor　Grey曾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油画中描绘过），手上抓着一面圆镜。镜子显而易见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其他的画面上它出现的次数不少于14次。其中的一些画面中，镜子的背面有着“由八条分界线标记”，这一“轮回学说”涉及到佛教的重要活动，尤其在它的传道和开导活动中。镜子由穿着红袍的首领拿着，与佛教中的宗教首领到岸边接见当地人民是完全和谐的。

在图画的中心位置，首领坐着，当地的居民将装着金属的托盘放置在他的脚边上—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地提到他们将铜卖给中国人。在画的底部有一棵树，散出光芒，它也许象征着底下坐着佛祖的菩提树。最后，有几幅画画着一只大鸟，鸟的尾巴一直垂到地上。从鸟的大小和姿势来看，这只鸟象征着亚洲马来西亚的小鸡。中国人坐在马背上和步行登陆，持着镜子驱除恶魔，跨上岸边，再经由菩提树和轮回学说的辅证，整体看来，画面中的情节前后都是和谐的。当地居民带给他们金属，可能作为回馈，中国人赠给他们小鸡、漆器、染料和采矿技术。

历史学家尼科洛斯·列恩（Nicol噑　Le梟），（8）是第一个对亚麻布画（lienzo）进行分析和复制的人，根据他的研究，这是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画在粗糙的织布上的，时代是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很久。他说到，到了16世纪，此画内容有所变化，西班牙人在画中加了一些建筑和文字以试图说明画的内容，用的是另一种墨水，是较原画晚的某个时期那样做的。

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尤卡坦，尽管它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这一说法可信吗？这个村庄位于乌鲁阿潘南边几十公里，库帕梯造（Cupatitzio）河在那儿不再通航，继续往南40公里处，库帕梯造河注入一个大的湖泊，巴尔萨斯河（Balsas　River）把这个湖泊和海连到一起。就像在萨卡拉门托一样，一艘中国帆船可由海中到达尤卡坦，用货物和技术作为交换来获得矿物和植物。

如果中国人已经在那儿逗留，和玛雅人进行贸易，并把制漆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那么应该有他们在那儿停留的迹象。李约瑟（Needham）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之一，1947年他访问了墨西哥，并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在我停留期间，对于高等的中美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和亚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文明特征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我印象非常深刻。”（9）他写道，然后列举了三十多个文化方面的相似处作为对前面所描述的冶炼术的添加，例如三脚容器、游戏、计算装置、用来表明一系列复杂的信仰的玉器、音乐（玛雅人乐器有一半多的类型在缅甸和老挝国均有发现）、中国人的扁担和中国人使用的枕头等等。以示对这位伟大的教授的尊敬，我愿意谈得更深入一些。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秘鲁中部，如果你误认为身处中国，是可以原谅的，环境如此相似，妇女的服饰如此熟悉，清晨母鸡“咯咯”的声音也如此亲近，人也是那么的相似。

我认为，早期中国人出现的直接证据在玛雅人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秘鲁就发现了哥伦布之前的中国青铜器，其中的那卡兹（Nazca）太阳神小雕像是以一个中国神像为范本的。狄奥提瓦干（Teotihuacan）—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博物馆，收藏着现代恰帕斯州的恰帕·德·科尔左（Chiapa　de　Corzo）发现的一些中国奖章（medallions）与中国玉制项圈饰物。雷蒙·曼纳先生（Don　Ramon　Mena），当时墨西哥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说其中一枚奖章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时带过来的”。（10）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墨西哥半岛著名的品塔达洞穴（Cueva　Pintada），有人们用箭刺图画和中国人对1054年蟹状星云超新星的记述（参见第一章）。在画的底部的碎片中，发现了烧焦的木头，据碳14测定在1352～1512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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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4）

中国人在玛雅人的地方上停留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危地马拉。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约翰尼桑（Carl　Johannessen）和M·福格（M。　Fogg）描述，当地居民使用乌骨鸡来实施预言和魔法。（11）这一论述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不仅母鸡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必定在此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一地区的多批居民。

中国人在中美洲居住的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证据也来自委内瑞拉海湾西部的群山脚下，这一地区清楚地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的海图中。我曾从远离海的一端看过这些山，它们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峰的侧影在落日的辉映下，真是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景。居住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民族的一些部落，他们的血液里留有中国人的基因。

在1962年，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佐兰诺科学调查（Instituto　Venezolan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学院的图里奥·阿兰茨（Tulio　Arends）和M·L·加兰告（M。　L。　Gallengo）博士，报告了他们对美洲大陆的成熟群体按语言群和人种群进行的铁传递蛋白显型（在电场的影响下，悬浮粒子在特殊的蛋白质宏观分子中的移动的研究）分布的电泳研究中的发现。他们把居住在派里哈山脉（Sierra　de　Perija）山脚下的伊拉帕人（Irapa）、帕劳哈诺人（Paraujano）、马奎塔人（Macoita）的铁传递蛋白进行比较，这些部落是处于灭绝边缘的原始居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民族中的58％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移动缓慢的铁传递蛋白，到现在为止，它仅仅发现存在于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的中国人身上。（12）如报告中所说：“这一发现是在南美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种族联系的附加证据。”周满和洪保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应该出生在广东，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的港口—九龙、香港和澳门—在中国是最忙的，挤满了船只和卖船的人。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周满船上的广东船员里的一部分人和委内瑞拉的妇女生育有孩子。

也有中国人到过南美洲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帆船在哥伦比亚称作champan，在中国称作舢板；筏子在南美洲称作balsa，在中国称作筏子；圆木筏在巴西称作jangade，在泰米尔语中称作ziangada。直到19世纪晚期，秘鲁的一个山村里的村民仍讲汉语。（13）满山都是证据—船的残骸，血型，建筑，绘画，风俗习惯，语言学，服饰，技术，人工制品，染料，植物和动物在中国和南美洲之间的迁移—到处都是中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海岸一带以及内陆的影响。它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和深，人们几乎可以称那个时代的南美大陆为“中国美洲”。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到过墨西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当我负责英国皇家海军鲸号时，我带它穿过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群岛到达苏比克（Subic）海湾，那儿有着许多装有金银财宝的中国船只沉在海底的传说。我用我的声波定位仪来寻找它们，但可惜的是没有收获。然后我发现在1993年6月9日，一个采珠人在潘达南（Pandanan）—菲律宾西南部的一个小岛—西南的珊瑚湾（Coral　Bay，在罗茨地图中标了出来）发现过一艘中国舢板的残骸。船骸已结上一层附着物（附着在水下船底或柱石上的贝属动物）外壳，但是由柚木制成的船体的大部分仍保持完好。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的负责人埃欧塞比奥·第尚（Eusebio　Dizon）博士的指导下，船骸在1995年的春天被挖掘出来，4722件人工制品被带到水面上。这些人工制品鲜明地勾勒出中国、东南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状况。

船体的木头部分经碳14测定，可以确定为公元1410年，和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处于同一时期。两艘船的长度和使用的梁相同，船有大约97英尺长、26英尺宽，两艘船的控制器都明显的有铁的机件—在潘达南的那些已经在海床上拍摄下来，在萨卡拉门托的则使用磁力计进行了测量，两艘船都装有平常的且是外来的货物。潘达南船装有几百万颗小玻璃珠子，这般大小的珠子常被中国人用作性辅助工具，这一做法马欢和尼科洛·达·康提在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中均已提及（参见第三章），其中做法在今天的菲律宾仍然存在。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带着几百万的黑色小种子，其中有些经过临时分析，被认为是仅产于中国东南部的罂粟。如果这一分析可信的话，说明中国人可能进行药品交易。在潘达南发现的舢板也带有“梅塔特斯”（metates—用来磨碎玉米的杵，—这种东西是南美洲独有的，还有看来好像是乔卢拉器皿的容器，乔卢拉器皿是一种产于墨西哥的蛋壳陶。在沉没之前，这艘舢板已在整个东南亚进行了贸易，因为它的货舱里有出自8个不同国家的瓷器，包括越南产的精美瓷器和中国景德镇名窑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将这些美丽的瓷片进行修复，可以看出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如粘土烧制成的蒸煮罐和盛米、大豆和种子的瓷瓶。还有3个东山（Dongson，今越南）产的青铜鼓和一根青铜刻度秤，那也许是中国水钟—漏壶的补充装置。

在发掘出的4722件物品中，大约有一千件目前仍待鉴别。一旦它们得到鉴别之后，就可以推想这艘帆船当时的航线。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它是顺着北赤道洋流从中美洲返回（和周满当时的航线相同），在潘达南沉没，可能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雪。由此可见它的毁坏日期一定在1423年9月初，此时接近西南季风的尾声，这段时间有着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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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