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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2页）

杜月笙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有强固的政治背景，有兜得转的手段，也有向工商业进军的壮志雄心，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事业：国民银行。这个银行气派一点不大，规模实在太小，当年五十万的资本额，实际只收足了廿五万，不但此也，十八九年之交，还被经理田鸿年大炒其金，赔了好几十万，险险乎闹到关门。

所以，在民国十九年的时候，杜月笙的「智囊团」，便向杜月笙建议，在着手建立工商事业之前，一定要设法再开一片像模样的银行然后再利用这片银行为立足点，打进在全国金融界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上海市银行公会，使此一举足轻重的人民团体，也纳入杜月笙的掌握。

在当时，乍听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大计划，不是令人为之咋舌，便是人骂声「阿要发疯」？然而，杜月笙一向是魄力奇大，而且极有耐心的，他立刻首肯了这个「疯狂」计划，同时，和他的智囊团频频密议，商订了极机密的进行方针和步骤。

他打出去一两张王牌，同为杜氏「智囊团」要角的杨志雄和杨管北，请他们好整以暇，优哉优游，每天到银行公会附设的餐厅，去吃一顿中饭。

银行公会附设餐厅，是银行巨子，金融业者碰头连络，商量事情，交换情报，和──交朋友的场所。杜月笙请二杨去做什么呢？通常是结交朋友，搜集情报，倘若发现哪一定「同业」发生了困难，他们应该迅速寻求困难的症结，解决的途径，赶快通知杜月笙，让他「获此荣幸」，加以援手。

杨志雄和杨管北花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二位经常到银行公会吃午饭，前后足有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漫长餐会之中，以他们特殊的身份，超然的地位，动人的词令和卓越的交际手腕，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巨子和金融领袖，都成了跟他们无话不谈的朋友。

以无比的热诚，和渴切的盼望，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结交」和「服务」的机会。

国人自设银行，应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中国通商银行系盛宣怀创办，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初八开业（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因此，从前中国通商银行登广告，必定加上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那到是一点都不吹牛。

但是中国通商银行请外国经理，在结构上又是「官商合办」，所谓「商」，也是显赫如盛宫保（宣怀）者流的「亦官亦商」，即挽近之谓「官僚资本」。满清末年，老百姓怕洋人狠，更怕做官的靠不住，白花花的银两不敢往这种半官半商，洋人当家的银行里存，所以这片「中国第一家银行」，开张之后生意并不好。

早期「中国通商」最大的功劳，是促使工商人士了解银行的重要，于是由旅沪宁波钜商「阿德哥」虞洽卿（和德）发起，邀同「阿拉宁波同乡」袁鏖、朱佩珍、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章、周晋镳、陈熏、连他自己一共是十个人，募集资本白银一百五十万两，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八），开了片纯粹商营的四明银行，就在同一年里，又由宁波、绍兴两地的旅沪工商巨子，集资另设一片「浙江兴业银行」，因此，四明和浙江兴业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业银行。

由于四明和浙江兴业开风气之先，而且经营得法，获利倍蓗，引起民元以后的一股银行热，有铜钿人纷纷投资于开银行，当年开银行便有权利发钞票，发钞票规定应有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保证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可以贷放生息，六成现金准备也不过在检查的时候摆好来看看而已，于是五六十年前开银行，利润要比现在好得多，宜乎银行之设多如两后春笋，盛况历久不衰。

宁波、绍兴都在浙江省，中间只隔一片四明山，两邑人士开银行也是开风气之先一般人乃将宁波、绍兴同乡所开的银行称之为宁绍帮；而将后起之秀如陈光甫、唐寿民、胡笔江

等所开设的一系列银行称为镇江帮自民国开元到大陆沦陷，宁绍帮和镇江帮分庭抗礼，炙手可热，向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对于我国财政经济之影响，无比重大。

民国二十四年，官办银行为了顺利实施中央颁定的法币政策，对于拥有发行权的银行，亟欲加以控制，他们采行的方法是施予严格考验，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斥资，秘密收集若干银行发行的钞票，收集到相当的数额，骤然之间前往兑取现金，多一半的银行措手不及，兑不出来，于是财政部因为他们准备不符规定，立即检查，检查出了毛病，照说应该勒令停业清理，不过官方为维持金融起见，临时加入官股，指派董事或董事长，将这一片银行纳入正轨。

当时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中央、中国、农民是国家资本，中国和交通官股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分之五十，交通百分之六十），农商银行是由实业部主持复业的，农工则由党国元老石曾任董事长，发行钞票有限，除去了这六家以后，有问题的便只剩了四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中国通商、中国垦业、中南六家而已。

银行界圣人徐新六经过这次严格的考验，大家拭目以观最后结果，由商而官的是中国通商（迄廿三年底发行额三、四三○万元）、中国实业（同期，三、三六五万元）、中国垦业（同期，七○八万元）、四明（一、八三一万元），屹立不动，安如盘石的为中南（同期四、○二五万元），和浙江兴业（九二五万元）。

消息传出，令金融界人士大出意外，中南银行因为集合了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的全部实力，组成四行准备库为后盾，其「泰山石敢当」之势是理所必然，浙江兴业凭什么驾乎四明之上，竟能经得起这一次大风浪？

如所周知，宁波同乡是很团结的，在上海工商界的势力也最大，从民元到民八，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影响，四明银行也曾几次发生挤兑的风潮。可是，只要四明银行一旦挤兑了，「阿拉同乡人」便群策群力，全面出动，所有宁波人开的商店，在顷刻之间全成了四明银行的办事处，他们义务代兑，掏出自己的银元，换取四明银行的钞票。宁波藉的店员或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银行门口排队，他们会尽出自己的积蓄，跑去找不相识的挤兑者说：

「要兑四明银行的钞票？喏，阿拉跟你掉银洋！」

但是民国二十四年四明银行毕竟加入了官股，而把中国第一家商营银行的金字招牌，拱手送给浙江兴业。

许多人争着打听浙江兴业究竟有什么苗头？打听的结果是，四明银行有一位顶能干的总经理──徐新六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帐务，全部无懈可击。从此，徐新六在中国金融界声名大噪，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

徐新六出身世家，风度翩翩而学验俱丰，他曾留学英美，得过博士学位，广泛研究财政金融和经济，论识见和学问，上海银行家中又数他为第一，以是无分老派或新派，对他不是尊敬，便是崇拜。

不但如此，徐新六更素以私生活严肃著名于时，吃喝嫖赌，讨姨太太，彷佛永远和他无缘，在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大上海，一个家财百万，酬酢繁剧的银行家，能够长时期的保持「清白」，